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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经济全球化终结说的缘起及其思考

来源:原创论文网 添加时间:2020-09-04

  摘    要: 要准确判断疫后经济全球化趋向,须先理清其内涵、阶段、基础动因等基本问题,进而聚焦于本轮经济全球化的特有动因,审视疫情冲击对于经济全球化基础动因和本轮特有动因之冲击程度,最后根据此种冲击效应做出判断。而关于中国应对方略,则须结合全球化势态判断和中国经济现实分析提出。基于此,文章就新冠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全球化前景做了历史、理论而现实合一的分析与判断,进而就疫后中国应对策略提出了若干建议。研究显示:经济全球化源自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迄今经历了三个阶段,疫情冲击正在损害本轮经济全球化的技术基础和治理架构,这将导致本轮全球化放缓乃至停滞,但不会逆转。基本的原因是,疫情对全球化的基础动因未有丝毫影响,基础动因源自人性衍生的三个基本规律。疫后经济全球化一个重要动向是分群。中国应对方略应按照三个层面设计并提出,着眼于发挥三个层面的优势。三个层面分别为国际多边、国际双边和次多边,以及国内市场规模与区际分工。

  关键词: 新冠疫情; 经济全球化; 世界经济治理体系; 中国选择;

  一、 问题与方法

  新冠疫情蔓延冲击全球经济,引发经济界围绕疫情冲击效应的大讨论。讨论的话题众多,围绕世界经济,热门话题不少于三:其一是世界经济走势。疫情冲击下世界经济衰退无疑,这一点在经济界没有异议,有异议的只是衰退程度和持续时间的长短。其二是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与疫后大国关系。此次疫情凸显了“中国制造”对于世界经济与产业链的极端重要性,引发西方企业界和政府的高度关注,关注的焦点是本国产业对中国制造的依赖。由此掀起了一股“去中国化”的鼓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疫后“四大独立”(能源、制造业、经济、主权),白宫顾问库德洛关于给予自中国回迁企业以财政补贴的建议等,皆被解读为“去中国化”,或中美经济“脱钩论”。其三是经济全球化何去何从。

  三个问题彼此关联,时间序列上可按照短期、中期与长期三个时段去审视。短期内各国面对的无疑是经济衰退,直面的主要问题是本国经济正在以及将要承受的影响及应对策略。中期内面对的问题是产业链与供应链重构,“去中国化”的可行性,进而中美制造“脱钩”等问题,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时间。别不赘言,即便美国行政当局有这样的动议,要付诸实施,走立法程序也需时日。长期内面对的问题,当是经济全球化何去何从。经济全球化是长期历史积累叠加的一种大势,要改变非一朝一夕,少则三五年,多则五到十年,乃至十年以上,显然是个长期问题。本文主旨,将撇开疫情引出的短期与中期论题,聚焦长期论题,落点是经济全球化的前景和中国应对方略。当然,长期态势是由短期变化引出,由中期变化积累,故而也离不开对短期尤其是中期问题的分析。

  我们的问题是直截了当的:疫情冲击之下和疫情过后,经济全球化何去何从?面对变化了的国际环境,中国政府当作何选择?

  我们的方法,将基于三方面知识的综合。综合方法是笔者基于经济学大师约瑟夫·熊彼特的论述悟出的。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的导言中曾说过: “科学的经济学家和其他一切对理论课题进行思考、谈论与着述的人们的区别, 在于掌握了技巧或技术。这些技术可以归入三个论题之下: 历史、统计学和‘理论’。”熊彼特此处所讲的历史主要是经济史。“如果让我重新选择研究经济学, 而在这三门学科中只有一种选择, 那我就选择经济史”1。统计学是认识现实世界的一种重要工具, “我们不仅需要统计数据来解释问题, 而且也是为了弄清有什么问题需要解释”1。三种知识,恰是审视经济现象的三个视野。客观地来看,要就后疫情期经济全球化走向做出准确判断,须具备相应的历史知识,充分把握现实动态,进而借助经济学理论进行机理梳理,分清主要变量和次要变量,盯住那些关键变量的变化态势。
 

疫情、经济全球化终结说的缘起及其思考
 

  二、 经济全球化:两个基本问题

  目前政经界关于经济全球化前景,大体上有三种判断:第一种可称为终结论,认为经济全球化行将终结,甚至可能发生逆转;第二种可称之为停止论或延缓论,认为经济全球化虽然不会终结也不会逆转,但将会放慢进程甚至停止;第三种可称之为分岔论或分群论。认为经济全球化将分成多个组团,其中中美分群概率最大2。究竟哪一种较为准确?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须做点基本界定,两个基本界定首当其冲,分别为是什么以及何以?

  所谓是什么,就是学界议论的经济全球化究竟指什么,终结的将是哪个全球化或曰全球化的哪些内涵?仔细审视,经济全球化终结论至少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笼统的说法,全球化将要终结;一种是较为具体的说法,这一轮全球化将要终结。所谓何以,就是经济全球化何以发生?进而,这一轮全球化何以发生?这个在学界的说法也不尽相同。

  先看第一个基本界定,何为经济全球化?权威的界定是:“经济全球化是指商品、资本、服务、技术和信息广泛的国际流动。日益强化的这种流动推动着世界范围内国与国、区域与区域,乃至地方经济间彼此依存的强化。经济全球化主要包括生产、金融、市场、技术,组织体制、机构、企业和劳动力市场的全球化。国际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日益整合界定着经济全球化的内涵”(Wikipedia)。这种界定还把经济全球化视作宽泛的全球化三大维度之一:“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观念、产品、思想及其他文化方面国际整合的一种过程,由三个主要维度构成: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Wikipedia)。

  与经济全球化界定密切关联的是阶段划分。关于经济全球化的阶段,学界说法虽不少,但较有影响的当首推两种:一种是美国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2005)提出的。他在其风靡世界的《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提出了一个三阶段的全球化说。认为经济全球化开始于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迄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他称之为三个版本:第一个阶段即他标注的1.0版全球化,始于1492年,末于1800年。期间经济全球化的主角及主宰力量是国家和政府,依托军事强权和帝国主义理念,主要方式是殖民掠夺和贸易垄断;第二个阶段即他所标注的全球化2.0版,始于1800年,末于2000年,期间全球化的主宰力量是跨国公司;第三个阶段即他标注的全球化3.0版,始于2000年,目前仍在推进。这个阶段的经济全球化,大企业优势正在失去,小企业甚至个人都可参与全球化,与大企业、跨国公司在一个平台上竞争合作。

  另一种是由经济学家鲍德温(R. Baldwin,2017)3提出的。他的说法可归纳为两次浪潮一个叠加说。即认为经济全球化迄今经历了两次浪潮,近期又来了一个叠加。第一次浪潮发生在1820-1914年,表现为消费与制造的分离。由于国际贸易中运输成本的大幅度下降,国际贸易的发展,促成了制造业在少数国家的地域集中,制成品通过贸易行销全球各国,因而导致了(或表现为)制造与消费在地域上的分离。而那之前,由于运输成本昂贵,世界范围的绝大部分经济活动,表现为生产与消费在地域上的捆绑化,在哪里生产就在哪里消费;第二次浪潮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延续且不断扩大到本世纪第二个十年,期间先由跨国公司发起,后借助互联网引发的信息技术革命,形成了同一件产品制造被分解到零部件,分散于世界多个地域的格局,他称之为制造与制造“非捆绑化”(Unbundling)的全球化。到了这次全球化浪潮后期,掀起了一个新的态势,这便是在制造与制造继续分离的浪潮下,越来越多的技术知识随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国际交流而流动(goods flow with ideas),他称之为“超级全球化”(Super globalization)。且认为“超级全球化”始于20世纪90年代。他所说的超级全球化,可视为他所说的全球化第二次浪潮的一个叠加。

  上述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更贴近现实?客观地来看,两种说法逻辑上都能自洽,都有充分的依据,只是看同一事物的角度不同罢了。其中弗里德曼强调技术突破和国际交往方式的突变。1492年之后的地理大发现,极大地扩大了人类的视野,第一次有了全球(Globe)的概念,那之后才有全球贸易因而全球化。19世纪有了跨国公司,那以后的国际经济活动多半由跨国公司主宰,此乃不争的历史事实。而20与21世纪之交期间的信息技术革命,无疑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相比较来看,鲍德温更强调贸易成本变化对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进而货物贸易与知识流动对参与全球化的国家与产业的影响。由此切入来审视经济全球化,则带有贸易经济学的专业特征。综合去看,两种说法的交汇点是不难找到的,这便是,时下世界所面对的经济全球化,是五百多年来演进的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新的阶段,或曰新一轮全球化。至于这轮全球化何时开始,是20世纪90年代还是2000年,不是很重要。

  再看第二个基本问题,何以经济全球化?确切地说,问题的要义是本轮经济全球化的起因与动因。

  这方面总览各种说法,大多都超不出弗里德曼的归纳。弗里德曼在前引着作中,曾经归纳了10个催生此轮全球化的因素,他称之为“碾平世界的10大事变:之一是柏林墙的倒塌,时在1989年9月11日;之二是Netscape与Win95的同时问世,时在1995年9月;之三是数字化(Digitization);之四是“工作流程软件”(Workflow software)。这种计算机软件的问世,得以使不同地域的技术人员,在同一工作流程的不同环节协作进行技术开发和设计,乃至制造等工作成为现实;之五是上传与下载(Uploading/downloading),极大地便利了技术与知识的传播,提高了在线合作的效率;之六是外包(Outsourcing)、内包(Insourcing)与离岸(Offshoring);之七是电子商务(E-commerce);之八是供应链(Supply-chaining);之九是信息化(Informing),指搜索引擎问世催生的信息传播便利化与快捷化。谷歌是第一个有影响的搜索引擎,1999年问世;之十是所谓“The Steroids”(类固醇),这个词形容新兴技术革命催生的一系列新技术的融合、对接所促成的变化,所有变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变化,包括数字化、移动、个性化、虚拟的等等新事物。4

  简略地看,弗里德曼之十大因素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政治的。东西方冷战的结束,为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对话与妥协创造了条件,进而为全球化三大维度的推进辟出了广阔的空间,经济全球化是这三大维度中最重要的一个;另一类是技术的,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奠定了技术基础。

  客观地来说,时下学界所热议的何去何从的全球化,是冷战结束以来的全球化,是基于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性突破之技术基础上的经济全球化。

  三、 疫情、经济全球化终结说的缘起

  经济全球化终结说或者对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前景的担忧,由企业层面的供应链中断,进而国与国之间价值链贸易的停摆引出。这与本轮经济全球化的特征密不可分。

  与以往经济全球化进程相比,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有一些新的特征,最突出的特征可归入两个“关键词”代表的现象:

  一个是供应链。这是企业的生命线,由于有了互联网,有了外包和宽泛的离岸,越来越多的企业专业化于一种产品生产的某个环节,通过上下游尤其是上游供应链来维持运转。由此促成了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深化,企业对于国际零部件贸易的依赖空前高涨。供应链成了企业的生命线。

  另一个是价值链(Value Chain)和全球价值链(GVC)。价值链是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最先提出的,属于管理学概念,指企业层面构建的利用各种因素强化其竞争力的一种网络。全球价值链是经济学家们提出的,聚焦增加值在各贸易伙伴之间的分配。全球价值链分简单价值链和复杂价值链两个层次。前者涉及到两个国家的产业链接与消费者联系,后者涉及三个以上国家间的生产与市场整合。5

  此次疫情最先冲击的是企业层面的供应链,随着疫情发生与扩散,大体上经历了三个渐增的阶段,或曰三拨叠加:

  第一波由中国应对疫情的“封城”、断行、停产引发。始于2020年1月23日,即武汉“封城”之后全国各地进入“一级响应”。作为全球最大的货物出口国和制造业中心,中国应对疫情导致许多企业停产,外向供应链中断或收缩。其中日本企业在武汉和中国别的地区的制造厂所产零部件无法运回国内,而导致下游企业停产,系经典案例。

  第二波由疫情国际扩散引发。意大利、韩国的“封城”、断行、停产引起恐慌。其中意大利在1月31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韩国在2月23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意大利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纺织服装时尚品机械制造和研发与设计中心,是欧盟重要成员之一,其经济停摆,影响世界各地同一供应链的企业,波及全球价值链贸易。而韩国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中高端半导体零部件制造中心,其本土企业停摆,即刻影响到海外关联企业的运转。到3月中旬,全球30多个国家先后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多国停产,彼此影响呈网络状放大。

  第三波是美国发出的。3月13日美国纽约州宣布紧急状态,次日美国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封城”、断行和停产对世界经济的冲击是巨大的。别的不论,单是其作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品市场,需求突然收缩,使世界各地众多生产商失去了订单,对中国和欧盟企业的影响尤其巨大。

  各国先后断航、停产后立马显露的问题是,亟需的防疫产品和战略性物资供应紧缺,由此引发一些大国对本国过度依赖国际供应链的担忧,发现许多产品都由中国供给,本土无法制造,这引起民众恐慌,受政客挑唆,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这显然可视为特朗普谈论美国制造业独立,进而引发经济界对这一轮全球化前景担忧与热议的直接原因。

  然而单是这些尚不足以对后疫期经济全球化形成颠覆性影响,实际上在上述疫情冲击的后面,隐藏着一股暗流,这便是此次疫情前就已经在涌动的反全球化逆流,而逆流是基于一些深层因素形成的。

  何为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 权威的解释是“源自发达国家的一种大众情绪”(Wikipedia)。这种情绪直接引出的是单边主义,是特朗普主义,是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

  反全球化的深层原因,在于这一轮全球化利益分配是有偏的。经济学界的大量研究揭示,这一轮全球化的利益分配是有偏的,偏向主要存在于两个层面:

  一个是国与国之间,偏向新兴经济体。别的不论,单是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与G7(西方七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相对份额的变化就足以引出发达国家部分民众的不满。按照世界银行连续统计的可比数据计算,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开始的1990年,中国、印度加总的GDP占世界经济的份额大约为3.4%,G7占52.6%。到这一轮全球化的最近时段,亦即2018年,前者所占份额上升到19.5%,后者下降到45.2%(见图1)。

  图1 大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比重变化(1980-2018年)
图1 大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比重变化(1980-2018年)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公布数据计算。

  上述变化中,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变化更加引人瞩目。数据分析显示,中国自加入WTO以来,由全球价值链边缘一跃而为全球三大价值链中心之一。具体而言,2000年全球价值链只有两个中心,分由美国和德国主宰,但到了2015年,世界形成三个价值链中心,亚太原由美国独占的价值链体系一分为二,中国上升为东亚价值链的中心(见图2)。

  图2 全球价值链核心嬗变(2000-2015年)
图2 全球价值链核心嬗变(2000-2015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Measuring and Analyzing the Impact of GVC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17,图3同。

  另一个是,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均匀。一个重要倾向是:发达经济体的收入分配,偏向知识技术型和管理人才,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则倾向于促使所有阶层的收入同步增加。世行最新研究报告(2017)揭示,1995年到2009年间,中国低技能、中等技能和高技能劳动者的收入,几乎以同样的幅度增加。美国情形则不同,这三种劳动者的收入呈现分化倾向:高技能劳动者收入增长最快,中等技能劳动者收入增长平缓,低技能劳动者的收入几乎没有什么增长。由此意味着,这一轮全球化在发达国家导致的是收入分化,在发展中国家是收入的收敛。

  图3 中美不同阶层收入变化比较(1995-2009年)
图3 中美不同阶层收入变化比较(1995-2009年)

  这样不难看出,上述深层问题在此次疫情之前即已为西方政客们利用,形成了一股反全球化的逆流。这种逆流在美国表现为特朗普主义。所谓特朗普主义,大体上可归入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美国优先,从属于“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之下;另一个是国际事务中的单边主义。导致WTO、G20等多边机制近乎停摆。在欧洲则表现为“脱欧党”的活跃。此次疫情冲击无疑加剧了早已存在的反全球化逆流。疫后反全球化逆流的高涨当是预料中的事。

  四、 经济全球化会逆转吗?

  实际上,在此次疫情之前,美国反全球化不只停留在口头上,而且在付诸实施。疫前行动不少于四:其一是以大规模减税为契机,加大对美海外公司利润征税,意在迫使海外企业回迁或将利润投回国内;其二是改造国际多边机制,退出TT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狙击WTO,更新NAFTA(北美自由贸易区)为USMCA(美墨加自贸区);其三是针对欧日等传统盟国的行动,以关税壁垒迫使日本让步,以同样的威胁迫使欧盟成员让步;其四是盯牢中国,发动了对中国的贸易战。疫前贸易战已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为关税战、知识产权战和针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定点清除”。

  此次疫情期间,美国已经宣布下一步要出的牌,大体上可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属于战略层面:即前述四大独立中的三大,制造业独立、能源独立和经济独立;另一个属于战术层面的,就是继续盯牢中国,宣布将出台财政政策,鼓励美国企业迁出中国。

  如此一来,疫后逆全球化浪潮的抬头,当是不可避免的事。

  我们的问题是,疫情引出的反全球化高涨会对经济全球化产生怎样的影响?会逆转全球化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须在理论上厘清经济全球化的动因。动因可按照前述视点,分两个层面审视。分别为:作为一种长期大势的基础动因;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特有动因。逻辑上说,只有搞清楚经济全球化的动因,进而搞清楚近些年直至此次疫情爆发的逆全球化在多大程度上触及到这些动因,对于全球化前景的判断才有可能接近准确。

  理论上看,推动经济全球化长期进程的基础动因源自人性,基于经济学已经揭示的三个规律:

  第一个是分工与专业化规律,这个规律早已为经济学阐明。分工源自人天生就特有的一种才能,即交换的才能。这一点,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1776)最先悟出。他说:“以一物交换另一物在所有人那里是习以为常的,但在别的动物种群中却是找不到的。”人的这个天生才能直接引出的是分工和市场,分工是一国劳动生产率增进因而是财富增长的原动力:“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的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6国际分工是社区分工和国内分工的延展,“在每一个私人家庭行为中是精明的事情,在一个大国的行为中就很少是荒唐的事了。如果外国能以比我们自己制造更便宜的商品供应我们,我们最好就用我们有利的使用自己的产业生产出来的物品的一部分向他们购买”。7经济学后续研究揭示,无论家庭与家庭之间抑或国与国之间的分工,都须遵循比较优势原则。所谓比较优势原则,通俗地说,就是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从企业到国家,专业化于本企业或本国所擅长的产品或服务的生产与提供,舍弃那些本企业或本国不擅长的产品和服务的制造与提供。经济全球化恰恰顺应了分工与专业化的规律,参与者奉行了比较优势原则。

  第二个是消费者偏好的多样性规律。所谓偏好的多样性,就是同一种消费品或者服务,消费者对其款式、花色以及档次等有多种偏好,消费者能够选择的种类越多效用或满意度越高。这也源自人的天性。当代贸易经济学(Krugman, 1979)8将消费者增加的多样性等同于增加的福利,多样性越大福利越大。从这个视野来看,国际贸易不仅可以实现斯密-李嘉图意义上的专业化、效率与低廉价格的功能,而且还有利于促进产品与服务的多样性,给消费者更大的选择范围。经济全球化因而国际贸易的扩大也顺应了这个规律,道理很简单:一国再大,产业门类再多,若加上外国厂商的供应,为市场提供的产品多样性将更大。

  第三个是规模经济,源自专业化分工的自然规律。专业化分工直接导致的是规模经济,这在产业、行业层面和企业层面都有意义。但当代国际贸易理论揭示,分工的深度因而规模经济的程度还取决于需求一边的市场规模,市场规模则取决于消费者数量。国际贸易实际上使每个参与期间的企业面对的是世界市场,是全世界的消费者。这个市场上,再小众的商品都有巨大的需求,对特定企业而言都能达到规模经济。

  同样从理论上来审视,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基于信息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和通信成本的断崖式下降,贸易经济学上可解释为克服距离成本的下降效应。具体说,是克服距离之三重成本中两重的大幅度下降(R. Baldwin,2017)。三重成本分别为:信息流动成本,主要是通信成本;货物流动成本,主要是运输成本;面对面的成本,或曰人员流动的成本。前已论及,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是随着以互联网移动通信等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而掀起的,由于宽带互联网的普及,信息可以光的速度流动,远距离通信成本一落千丈,由此催生了电子商务等新的商业模式,推动了外包、离岸业务的发展,恰是这一切,奠定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技术基础。在这同时,传统交通运输业也经历了快速的技术变革,随着大型集装箱运输船舶和自动化集装箱码头的发展,海上运输成本也有了明显的下降。截至疫前唯一未有明显下降的克服距离的成本,当属人员流动的成本。

  客观地来看,疫情对贸易理论揭示的三个规律不会有丝毫影响,因为那些规律源自人性,疫情不可能改变人性,因而不可能颠覆那些规律。相反,任何国家任何企业如果不去顺应那些规律,将在国际竞争中遭致损失。全球化并非人为设计,亦非国际社会或国际组织的共谋,更非一两个国家推动。驻美大使崔天凯说得好:“全球化非人为设计”9。就这个意义而言,经济全球化不会逆转。

  然而必须看到,此次疫情的确对这一轮经济全球化赖以兴起和快速推进的一些重要条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发生在两个层面:一个是国际经济活动赖以发生的技术性条件,首当其冲的无疑是前述克服距离的三重成本,准确地说是三重成本中的两重:一重是人员流动成本。这由世界各国抗疫防疫的人员隔离、交通管制以及航班停航等举措引出。这类管制举措随着疫情的全球扩散而在许多国家成为常态。疫后虽然会撤除,但其惯性可能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另一个是货物移动成本,或曰物流成本。疫情期间业已形成的对运输车船的检疫、消毒与相关人员上岸的隔离与管控,每一道都涉及成本,都无形中增加了远距离运输成本。疫后虽然会减少,但只要世界范围的病毒未去,这种管控只会减少而不会完全撤去。三重成本中,通信成本会否增加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最大的不确定性当源自世界范围内的互联网会否分群。

  另一个是国际关系,首当其冲的是中美关系。疫情国际蔓延以来,尤其是疫情在美国不断恶化的情势下,中美关系急转直下。近期美方两个举动影响巨大:其一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了《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宣布了全面防范中国挑战的战略与对策;其二是以中国全国人大通过制定香港国安法为借口,发出脱钩威胁。诸此都标志着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由战略接触到战略对抗的转折,无疑将对中美关系,进而世界范围的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掀起遏制中国的浪潮。

  上述两个层面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将要告一段落。确切地说,将难以按照疫前轨迹推进。但考虑到全球化原本基于前述三大源自人性的规律,这些规律不会受到人为破坏,因此可以认为,经济全球化不会逆转,但会放缓,并在放缓的同时发生新的变化。

  五、 后疫期经济全球化趋向与中国选择

  随着前述环境与条件的变化,第一个改变的当是后金融危机至此次疫前形成的全球治理体系。

  早先的研究(赵伟,2014)10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全球治理体系,这个体系可称为“‘分层的3G’治理架构”。G即集团(Group),金融危机实际上催生了三个层次的“G”:第一个层次即“G20”,由全球经济规模最大的19个大国加上一个“一体化的壳”(欧盟)组成。其使命是协调大国经济政策,其权威性基于成员领导人峰会。第二个层次由全球经济规模最大的12国分设的两个集团组成,分别为代表最发达国家的G7和代表新兴经济体的G5或“金砖”(BRICS)。“后危机”以来历次G20峰会前夕,都会召开两个“分会”,即G7(+1)领导人峰会与“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谈。第三个层次是“G2”,即中国和美国。这个层次的“G”动议由美国经济学家伯格斯腾(Bergsten,2009)11提出,虽然一经提出即遭受两国政府尤其是中国政府明确否认,但从两国在反金融危机方面经济政策的遥相呼应,到特朗普之前两国政府在应对主权国债务危机方面的政策协调等行为表象来看,一度确有一个“G2”互动或对话机制。这个互动机制的重要支柱之一是两国领导人确立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12。该机制正式启动于金融危机爆发期间的2009年7月,到特朗普上台前曾开启过八轮对话。对话机制的一大主旨是,“确保持续发展、互利共赢的中美经济合作伙伴关系”。

  然而这一切随着特朗普上台后单边主义政策的愈演愈烈而在迅速消退。其中3G分层的全球治理架构已在在此次疫情之前发生了动摇。三个层次的G中,第一个层次的G20,自2016年杭州峰会之后的影响力迅速下降。第二个层次之G7,几次峰会不欢而散,金砖五国的俄罗斯、巴西、南非三国经济收缩。而第三个层次的G即中美之间的战略对话机制业已停止,两国渐行渐远。此次疫情加剧了这种态势。尤其是加剧了中美之间分离乃至脱钩的进程。

  图4 后金融危机期一度形成的世界经济治理格局
图4 后金融危机期一度形成的世界经济治理格局

  资料来源:赵伟:《“后危机”世界经济与中国选择:三个视野的综合与前瞻》,《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在这同时,后冷战以来不断强化的世界经济三大协调组织的权威性也受到特朗普单边主义的严重削弱。其中WTO近乎停摆,世界银行和IMF影响力受到阉割。

  疫情加剧了所有这些态势,原有世界经济治理格局正在趋于崩溃。

  第二个改变的是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目前明显态势是步子放缓乃至回调。后面的基本原因在于,经过疫情冲击供应链中断的打击,各大国尤其是美、日、德等制造业大国的政府,将更注重本国产业链安全,跨国公司将会花更多投资与成本致力于国内产业链的补漏和国际供应链的可靠性。由此将延缓国际化行动。如若疫情迟迟不退场,国际人流、物流成本居高不下,这个趋势的发展将会持续一段时间。少则一两年,多则三五年。

  第三个变化属于经济全球化的组织架构,一个明显的趋向是“分群”。所谓分群,就是分成两个以上的组团。有人称其为“半球化”。分群趋向在疫前就已初露端倪。最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带头的排除中国在外的国际合作机制的露头。这方面两个举措引人注目:一个属于技术的,就是在5G为代表的下一代互联网构建中排除中国企业。此举不仅在于封杀华为等中国在该领域的龙头企业,而且在试图构建一个排除中国之下一代国际互联网体系。美国及其盟国此举,势将迫使中国另起炉灶,构建自己的下一代国际互联网系统。另一个是属于宽泛的国际经贸合作机制,就是构建一个排除中国的国际多边贸易投资体系。这个体系的雏形也已显现。迄今进展不少于三:其一是美欧零关税区谈判的启动。2018年7月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发表联合声明,启动美欧间零关税区谈判;其二是北美自贸区的更新及“毒丸条款”的设定。2018年12月1日,代替NAFTA的USMCA协议正式签署,值得注意的是该协议有个条款规定,任何缔约方不得与非市场经济体建立自贸区,这被外界解读为针对中国的“毒丸条款”;其三是美日欧在“防范非市场经济国家企业不公平竞争”旗下的协调。这始于2018年9月,迄今三方已举行多轮部长级定期磋商,疫前已先后发表了三个联合声明。而他们所谓的“非市场经济体”,明确指向就是中国。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上述变化,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的选择也很重要,同时也有多个选项。但就中国国民福利与国家利益最大化,损害最小化的目标来看,中国应对全球化的变局,当着力于三个层面,每个层面取适当的方略。

  第一个是多边层面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取顺应与积极参与改革的策略。情理上说,中国是疫前世界经济多边治理体系的最大获益者,积极维护现有世界经济治理多边体系当义不容辞。但必须看到,此次疫情极大地冲击了现行世界经济治理体系,孕育着多种变革的因素,疫后中国面对的国际形势更为复杂,特朗普发起的去中国化的冲击效应不可低估。故而明智的策略当是维护与顺应改革并举,以顺应获得参与,在参与中去维护。重心当以维护并参与现存世界经济治理体系形成的两个组织架构上:一个是G20多边对话机制。这个机制下,着力强化金砖国家多边合作机制,以金砖国家为依托稳定在G20体系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另一个是疫前活跃的三大国际经济协调组织,即世界银行、IMF和WTO,积极支持并参与这些组织的改革,稳住在这些国际经济协调组织的影响力。可以预料的是,只要疫前形成的多边治理体系的组织架构不被毁掉,现存世界经济治理体系就不会完全倒塌,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空间就不会受到大的压缩。

  第二个是双边与次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当力争两个避免:一个是避免中美“脱钩”。中美关系关乎到中国与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双边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虽然特朗普出于选票目的试图推动中美产业与经贸脱钩,但必须看到,两国自建交以来经过长达将近四十年的双边互动,经济、产业联系紧密,不可能在短期内断绝关系。别的不论,单是在华长期形成的庞大的美资企业群体和巨额的投资,要撤出也非一两年能办到。在此期间,当竭力避免双边关系破裂,走向全面对抗。要知,美国私有产权和自由企业制度根深蒂固,资本是逐利的,只要两国不走向全面对抗,美政府对华产业链脱钩政策就不会有多大效果。另一个是避免另“组群”。尤其要避免仿照美国牵头的“五眼联盟”那样的集团。这方面不拟展开,但有一点很清楚,一旦走上另组群之路,就可能导向与发达经济体脱钩,在科学技术发展、产业升级方面失去优良的国际经贸合作伙伴,因而缩小近朱者赤效应。

  其三是用好手中两张牌:一张是市场牌。14亿中国人全部脱贫进入“小康”,意味着中国已进入大众消费阶段,全球最大的市场在形成。世界任何一家大企业的盛衰,在很大程度上都将和它们与这个市场的联系程度为转移。这对于那些产品替代性强,彼此处在激烈竞争状态的企业而言尤其重要。另一个是区际分工牌。国际贸易研究早已揭示,大国可以国内分工代替一部分国际分工,因此同一发展层次大国的贸易依存度普遍低于小国。历史地来看,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国大部分地区的主要精力放在国际经贸一边,国内区际贸易和投资流动发展潜力未有充分发掘出来。14亿人口与多样化的地区,意味着中国可以自己构建一个较为完整的国内产业链体系,以国内贸易代替部分国际贸易。

  作为体制转轨经济体,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调整的最大潜力,在于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这一组合牌,不仅是以往四十多年中国经济由小到大由弱到相对强盛的动力源泉,而且也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从这一轮经济全球化获得巨大利益的组合牌。不难看到,要将上述对策落到实处,也得依赖这张组合牌,推动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全方位对外开放。

  注释

  1 约瑟夫·熊彼特着,朱泱等译:《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8、29、31页。
  2《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全球化:变局、挑战与应对》,新浪财经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gncj/2020-03-16/doc-iimxxstf9431688.shtml。
  3Baldwin,R.E.The Great Convergence: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New Globalization.Cambridge,2017.
  4托马斯·弗里德曼着,何帆等译:《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另见Wikipedia词条the world is flat。
  5世界银行:Measuring and Analyzing the Impact of GVC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17.
  6亚当·斯密着,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1页。
  7亚当·斯密着,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8页。
  8Paul Krugman.Increasing Returns,Monopolistic Competition,and International Trad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9(4):469-479.
  9《崔天凯大使接受欧亚集团总裁布雷默采访实录》,中国驻美大使馆网页:http://www.china-embassy.org/chn/zmgx/t1768649.htm。
  10赵伟:《“后危机”世界经济与中国选择:三个视野的综合与前瞻》,《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11Bergsten,C.F.Two's Company,A Letter to Editor,Foreign Affairs,Sept/Oct.2009.
  122009年4月1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参加伦敦G20峰会期间达成一致,决定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并确定首轮对话于该年夏季在华盛顿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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