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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旅游英译外宣现状与加强措施

来源:原创论文网 添加时间:2020-08-27

  摘    要: 红色旅游外宣翻译研究未能紧跟红色旅游发展的步伐,处于亟待完善的阶段。红色旅游外宣翻译存在语言错误、语用失误和文化负载翻译不当等问题。针对红色旅游外宣翻译现状,可以运用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生态翻译理论、文本类型理论等构建红色旅游外宣翻译生态圈,并且采用直译、改译、增译、减译等灵活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促进红色旅游外宣翻译。

  关键词: 红色旅游; 翻译问题; 翻译理论; 翻译策略;

  我国于2004年发布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以来,红色旅游相关研究日益深入。红色旅游,承担着我国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的“软教育”角色,让国民在享受美好旅游时光的同时,加深对革命历史的认识和了解,不忘革命主义的内涵和精神,力求在潜移默化中深植民族气质和革命精神的培养。但是,为国外受众服务的红色旅游外宣翻译却尚未成熟,没能紧跟我国红色旅游发展的步伐,存在不少翻译问题亟待解决。

  一、红色旅游外宣翻译现状及问题

  红色旅游外宣资料,是指向外国游客介绍红色旅游景点,帮助其了解中国革命历史进程及传统精神的文献资料。然而,大部分地区的红色旅游外宣英译未能引起政府和学者的足够重视,大部分红色旅游景点缺乏英译版景点介绍;纵然部分红色旅游景点配有英译版本,其翻译质量参差不齐、错误百出,甚至存在误导倾向,未能发挥其“宣传”和“沟通”功能,更别提让外国游客“感同身受”了。由于社会经济体制、文化价值观念和语言表达方式等方面存在中外差异,红色旅游资料外宣英译遇到不少亟待解决的难题,具体表现如下。

  (一)语言错误

  语言错误是最低层次的错误,含拼写和语法错误,大部分归因于译者或制作人员的疏忽。例如,字母拼写错误包括:大小写混乱、遗漏或排序错位,又或是捏造单词等。徐蕾指出在“八一起义”的英译“the August Ist Uprising”中,制作人员误把“the first”的简写“1st”中的数字“1”看作大写字母“I”而制作出错误的英译版本;另一英译版本“Bayi Uprfising”中,则因制作人员手误多输入了字母“f”[1]71。常见语法错误包括:单复数混乱、时态错用、语态不当、介词错用等。例如,赵艳,苏贝娇指出在红色旅游景点“三明市建宁县中央苏区反围剿纪念馆”的英译文中,“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总前委所在集会室”的英译“for First Red Army’s Commanding Headquarter”中缺失定冠词“the”;以及在“于1965年设计定型后投入大批量出产”的对应译文“It is produced,shaped in 1965 and put into mass production the same year”中,“the same year”前缺少介词“in”,实则应译为介词短语“in the same year”[2]。类似的语言错例不胜枚举。此番错误对游客了解景区介绍问题不大,然而,错译所传导的“中国人英语水平低、做事马虎、缺乏责任心”等信息将严重影响我国国家和地区的形象。所幸,语言错误最易纠正,只需参与人员认真负责、反复核查译稿文字即可避免。

  (二)语用失误

  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中西方语言表达或文化风俗的差异,部分我国文化特色词汇在西方语言表达和文化上没有相对应的版本。针对此类特色词汇,其英译版本以增加相应的解释为妥,不然,缺乏相应思维模式、文化背景的受众将感到困惑。为此,红色旅游外宣英译应避免出现语用错误,引起误解,影响交际效果。例如,不少红色旅游景点为革命战争的发生地,设有“红军烈士墓”,部分英译为“the Red Army Martyrs’Tomb”。“tomb”一词主要指用石头建造的用于埋葬尸体的坟墓,可用于地上和地下的坟墓,例如:我国5A景点“明十三陵”的英译版本“the Ming Tombs”选用“tomb”一词就非常贴合实际。但是,“红军烈士墓”埋葬的是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并且作为具有纪念性质的“公墓”,因此,“红军烈士墓”译为“the Red Army Martyrs’Cemetery”则能让外国游客获取更加准确的信息。除近义词误用导致信息传递失误外,“中式英语”也是国内学者普遍存在的译文诟病,仅仅根据中文字面意思进行“硬译”,完全脱离语义,导致沟通信息传递失败。其中,魏雷和汪承平指出,皖西地区作为“革命老区”,此称谓的英译版本“old revolutionary area”属于过分拘泥于原文的中式英语。因为“革命老区”的“老”,重点不是强调革命区设立时间的先后,而应突出该处为“红色革命根据地”的性质,因此,将之翻译为“revolutionary base”更佳[3]。
 

红色旅游英译外宣现状与加强措施
 

  (三)文化负载

  红色旅游是围绕我国红色革命历史和地区开展的旅游活动,其丰富的红色文化和革命精神形成于中华民族革命战争时期,激励着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因此,红色旅游英译中的难点之一即是内涵丰富的红色革命特有的“文化负载词”。邹琳在其硕士论文中对文化负载词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以《井冈山自助旅游手册》英译版中的文化负载词作为研究语料,将其细分为五种类型:生态文化负载词,物质文化负载词,社会文化负载词,宗教文化负载词和语言文化负载词,并列出相应中英对照版[4]。可是,邹琳并没有就这五种文化负载词的特点和差异性提供针对性的英译技巧建议研究,仅就红色旅游文本的英译方法提出“音译、直译、增补,省略与意译”等翻译策略。童修文(2016)随后以遵义会议会址英译为例,从其它角度进行分析,将文化负载词以“人名、组织机构、职务/头衔、地名和历史事件”进行分类,提出文化专有项词汇翻译需采用“权威性、正确性、规范性、一致性”四个原则[5]101。例如:文化专有项“中国工农红军”有几种英译版,包括:red army;people liberation army;the Chinese workers and peasants’red army[5]102,根据童修文提出的英译四原则,建议采用权威词典上的翻译“the Chinese Workers’and Peasants’Red Army”或其简称“the Red Army”。文化负载词英译版本不统一的问题屡见不鲜,包括地名翻译,如“井冈山”的英译版本包括“Jing gang Mountain、Mt.Jinggang、Jinggang Mountains、JinggengshanMountain”等;事件翻译如“八一起义”的英译有“Bayi Uprfising、the August Ist Uprising、the August 1st Bayi Uprising、the August 1st,1927、Bayi Uprising”等,鉴于此种情况,权威部门需要制定统一翻译标准,规范相关名称英译[1]71。国际惯例对于人名英译普遍采用韦氏拼音翻译法,如毛泽东可译为“Mao Tse-tung”,蒋介石译为“Chiang Kai-shek”,孙中山译为“Sun Yat-sen”等,以符合英语的发音习惯。

  二、红色旅游外宣翻译理论

  上述红色旅游外宣翻译的现状及存在问题也得到学者们的关注,纷纷从翻译学术角度出发,基于不同的翻译理论,为红色旅游英译“出谋献策”,以解决现有红色旅游英译问题。笔者以“红色旅游”为搜索词在中国知网上进行篇名搜索,然后再分别使用“英译”和“翻译”进行结果内二次搜索,分别获得56篇和70篇论文的搜索结果。通过去重整理后,2001至2018年间,共有111篇红色旅游英译相关文章,其中73篇文章(占比超过65%)基于某种翻译理论进行探讨。如图1所示,在这73篇文章中,29篇文章以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为指导,占比40%;12篇文章从生态翻译学角度进行探讨,占比16%;7篇文章尝试从文本类型对红色旅游外宣资料进行分类后相应使用不同的翻译方法。除此之外,学者们还分别从语用学的关联理论和顺应论、跨文化交际和传播学角度以及接受美学理论、功能对等理论等展开探讨,为做好红色旅游外宣翻译工作,学者们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见图1。

  图1 红色旅游翻译理论研究分布
图1 红色旅游翻译理论研究分布

  (一)功能主义翻译理论

  德国功能派学者跳出“语言学派理论”的词句形式对等的翻译藩篱,强调文本在翻译中的功能,即原文与译文的功能是否对等。其中,功能主义翻译理论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卡塔琳娜·赖斯(Katharina Reiss)认为,文本分类有助于译者确定翻译目的所需要的合适对等程度,她把文本分为信息型文本(informative)、表情型文本(expressive)、操作型文本(operative)及视听类型(audio medial)。红色旅游文本既需要给游客提供基本信息,又需要激发游客兴趣,吸引游客前往参观,属于“信息型+操作型”,因此,旅游文本是一种综合性文本[6]。文本功能分类是为了更好服务于翻译目的。赖斯的学生汉斯·费米尔(Hans J.Vermeer)提出了功能派重要的翻译理论—翻译目的论,目的法则是最基本最核心的法则,所有的翻译行为和手段都围绕翻译目的展开。因此,红色旅游外宣英译必须满足为外国游客提供旅游景点的必要信息,弘扬中国红色文化与精神的“翻译目的”。在此基础上,再考虑译文符合目的语读者表达习惯和理解的连贯法则,及是否忠实于原文[7]。

  (二)生态翻译理论

  2001年,胡庚申教授提出生态翻译理论,把达尔文生态学中的适应与选择原理与翻译研究结合,以“译者为中心”,构建由“原文、源语、交际、文化、社会、作者、译者、委托者、读者、译文”等要素组成的翻译生态圈[8],突出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所处的核心地位,以及连接各要素之间的桥梁作用。翻译时,译者需要进行一系列“适应与选择”,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等多维度进行源语、源文化与目标语、目标语文化间的“适应性”选择和转换,以便达到有效的交际目的。在文化维的适应选择转换方面,由于红色旅游的文化专有项较多,在中西文化差异处理上需尊重文化风俗、坚持文化对等,通过释义、增补等方式补偿译语读者的文化缺省,达到最佳适应转换。翻译的本质是一种交际,因此译者在红色旅游外宣翻译中需要注意交际维度地适应性转换,力求在译文中体现原文的交际意图,帮助译语读者理解我国的红色革命内涵。

  (三)文本类型理论

  在汲取功能主义学派代表赖斯的“文本类型理论”精华的基础上,英国着名翻译理论学家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进一步深化文本理论及对应的翻译策略。纽马克将文本按其主要功能分成六类:表达功能、信息功能、呼唤功能、审美功能、寒暄功能和元语言功能,并指出不同的文本功能可以采用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策略。具有权威性的言论、严肃的文学作品均属于表达型文本,通常以语义翻译为主,忠实原作者的语言风格及意义传递。信息型文本包括倾向于百科知识方面的文本,其核心为传达信息的“真实性”,译者具有一定的自由度,可以对原文进行修正,以便给译文读者传递真实信息。呼唤型文本的核心是“读者第一”,意在号召读者们遵循作者的意愿而采取行动、思考感受或作出反应。信息型和呼唤型文本主要采用交际翻译方法。纪露露等以辽宁省的红色旅游景区公示语作为研究例证,认为红色旅游资料属于宣传革命思想和红色革命精神的特殊旅游资料文本,具有一定权威性,翻译时需要突出其表达型文本的功能,以忠实原文的原则进行语义翻译[9]。然而,根据文本类型理论,一个文本资料可包含多个类型但区分主次。张景成、胡群认为,旅游外宣资料翻译中,对于那些注重形式富含文化成分的表达型文本部分才需要遵循忠实原则,采用语义翻译策略;而对于其他信息型和呼唤型为主的文本,其主要目的为传达信息、进行交际,应该采用交际翻译策略[10]。

  (四)其他理论

  除上述研究理论,学者们还尝试从跨文化角度研究红色旅游翻译。徐蕾认为,译者必须重视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中外有别”的问题,准确理解我国红色文化的内涵,并基于国外游客的意识形态、思维习惯和语言表达进行精准翻译,避免出现自行创造的Chinenglish现象,以免造成译文读者对红色文化的各种误读[1]70。在语用视角方面,刘茂玲基于关联翻译理论的动态阐释翻译方法的特点指出,译者必须考虑原语作者与译者间的一级动态、译者与目的语读者间的二级动态以及语篇与文本差异间的三级动态变化对红色旅游文本翻译带来的挑战。因此,译者需要根据交际语境的动态变化,进行动态推理以达到最佳关联,选用适当的翻译策略,让目的语读者以最小的努力获得最佳的交流效果[11]98。其他理论还包括:“顺应论视角”“接受美学视角”“功能对等视角”等,均可用于红色旅游外宣英译研究,其目的是为了提高国外游客对我国红色旅游文化内涵的理解,降低信息在传送中的失误率,促进外国游客对我国红色文化的理解和传播。

  总之,多种翻译理论赋能红色旅游外宣翻译生态圈。首先,红色旅游外宣翻译属于旅游翻译的范畴,是一种跨语言、跨社会、跨时空、跨文化、跨心理的交际活动[12],可以利用跨文化交际理论、播学理论等辅助翻译研究。同时,红色旅游外宣翻译又可看作公示语翻译,需要达到传播信息、感染受众、诱导行动等目的,功能目的论依然是常用的公示语翻译理论。在翻译内容上,红色旅游外宣翻译,既含有一般表达,又存在专业术语、文学内容等,既是信息型文本又具备感染型和表情型的特点,可从文本类型翻译理论角度展开研究。再且,外宣翻译在对外宣传中国方面扮演着重要且不可替代的角色,外宣文本充斥意识形态浓厚的政治性内容和价值观念,交际翻译、等效翻译等理论也可用于指导红色旅游外宣翻译。最后,由于红色旅游外宣翻译侧重传递红色革命发展历程和红色文化,对于毫无相关背景的外国受众来说尤其晦涩难懂。相应地,可以依托生态翻译、文化顺应翻译理论,从传播者、传播受众、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效果这5方面对红色旅游外宣资料进行研究,构建红色旅游外宣翻译生态圈。

  三、红色旅游外宣翻译策略和方法

  在不同翻译理论指导下,学者们提出与之相适应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以实现红色旅游翻译的交际目的。其实,不管基于哪种翻译理论,学者们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基本相通,其目的旨在提高红色旅游外宣英译的质量。包括:

  (一)直译

  肖群、王燕等学者认为,在满足真实传递原文的信息及其内涵的前提下,如果直译能够达到理想的交际目的,那便是首选的翻译方法[13][14]61。因为采用直译策略,原文与译文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能保持相应一致,既传递了原文的信息,承载文化内涵,又保持了原文的语言风格,为国外受众传递我国原汁原味的红色革命文化,帮助译文受众与原文受众“感同身受”。例如:刘茂玲认为,对于原文“井冈山,中国红色革命的摇篮。”可直译为“Jing Gang Shan--the cradle of the Red Revolution”。由于“red”在英语中具有“革命、激进”的涵义,将“红色革命”直译为“Red Revolution”即可达到红色旅游文本文化信息与译文受众在认知语境间的最佳关联[11]99。

  (二)改译

  肖群、王燕等学者均提出“改写”的翻译策略,建议根据原文的功能和大意进行翻译改写;刘茂玲的提法是“改译”[11]100,虽然用词不一样,但所采用的策略跟其他学者一样,将重点放在原文意思的传递上,而非词汇或句式的转换。换言之,为了达到有效沟通,译者可在译文中调整内容表达、构词顺序、句式结构等,以符合外国游客的语言表达、思维习惯和阅读需求。例如,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董必武”的简介中提到,董必武“立党为公、勤政清廉、谦虚谨慎、联系群众、严格自律,永葆共产党人的本色”,如果逐字翻译这些四字词语,将使译文变得拖沓繁杂,晦涩难懂。反之,如果译者通过灵活变通的改译策略,不拘泥于原文的顺序和格式,改译为“He firmly believed in the idea that the Party should be built for the public 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be clean and transparent.He was modest,self-disciplined and in close ties with the masses,remaining a true Communist.”[14]63,就能较好传递红色文化信息及内涵。

  (三)增译

  我国红色旅游外宣英译中,译者必然遇到对红色旅游文化负载词及文化专有项的翻译处理。由于中外文化差异、语言表达的不同,译者需要灵活增加相关的背景知识、典故意义、文化内涵、解释注释等,以帮助外国受众准确理解原文含义。王燕从跨文化交际视角出发,针对中国特色词汇,在翻译中以文化增补释义的方式为海外受众补充文化背景,实现了跨文化交际。例如:西柏坡精神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主要包括:“两个务必”的自励精神。在此例句中,“两个务必”明显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红色革命文化专有项,因此,把“两个务必”翻译成“Two Musts”无法完成信息传递的任务,译者需要在“Two Musts”的后面进行增译“(Two Musts refers to:The comrades must be helped to remain modest,prudent and free from arrogance and rashness in the style of work;the comrades must be helped to preserve the style of plain living and hard struggle.)”[15]。如果不通过增译,国外受众根本不了解什么是“两个务必”,也无法明白“两个务必”的红色文化内涵,更无法实现外宣传播的目的。

  (四)减译

  我国语言文字为实现工整对仗、朗朗上口的表达效果,常使用优美言辞或词藻的堆砌,不时还会引用诗句、名言等,以加强文字传递情感的表现力和感染力。然而,英汉互译时,英语却很难将汉语的意蕴优美准确表达,这取决于两种语言的思维习惯与表达方式的差异。

  如果对原文进行直译,将会造成译文意思重复、语言累赘的问题,不符合外国受众的阅读及思维习惯,给他们造成费解。王燕以革命圣地西柏坡的旅游简介英译为例,说明减译的必需性和可行性。

  示例:今日的西柏坡,前临碧波荡漾、山水潋滟的西柏坡湖,后靠满坡翠柏、松涛阵阵的西柏坡岭,湖光山色相得益彰,形成了独具魅力的秀丽风光。

  译文:Now Xibaipo faces the blue ripples of Xibaipo Lake and is nestled against lush green Xibaipo Ridge.The scenery is harmonious,delightful and uniquely charming.[14]62

  在汉语示例中,“碧波荡漾、山水潋滟”描述了西柏坡湖的湖光山色,“满坡翠柏、松涛阵阵”则描述山坡翠绿树林的景色。译者翻译此类红色旅游文本材料时,无需对景致逐字翻译,即使把意义重复部分删减不译,也可完整传递信息。因此,译者可基于目的语的语言规范、语法表达和文化价值,从利于受众理解的角度出发,对原文进行灵活减译,并力求简洁、易于理解地传递原文信息。

  综上所述,译者可以采用灵活的翻译策略赋能红色旅游外宣翻译传播。红色旅游外宣资料主要涉及“红色文化领域”,具有复合型特征,包括:语言文化特征、历史文化特征、政治文化特征、军事文化特征、社会文化特征及少数民族文化特征(如果红色旅游景点位于少数民族地区)。如何把极具中国红色革命文化特征的信息内容进行翻译并有效传播使其达到交际目的,是红色旅游外宣翻译的重点和难点。因此,译者需要根据红色旅游外宣资料的内容特点、交际功能,传播目的等采用更加灵活的翻译策略,完成红色旅游外宣翻译任务。除了前述翻译策略外,还可用“释译、编译、创译、译前处理、深度翻译、陌生化”[16]等翻译策略。不管采用何种翻译策略,只要有助于国外受众理解我国的革命历程、文化和精神,有效达到翻译目的即可。

  四、结语

  红色旅游外宣翻译具有跨领域特点,针对不同领域的特点,红色旅游外宣翻译研究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基于常见的翻译失误问题,立足不同的翻译理论,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随着红色旅游外宣翻译研究的不断深入,构筑良好的红色旅游外宣翻译生态圈势在必行。相关探讨也定会助力我国红色旅游文化继续走出去,让外国受众了解中国的红色革命历程和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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