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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梁武帝萧衍素食改革的思想来源与践行

来源:原创论文网 添加时间:2020-12-03

  摘    要: 梁武帝推行的素食改革同时涉及了宗庙祭祀与佛教界两大方面,历时长且涉及面广泛复杂。通过对相关文献事迹梳理编年,并对《断酒肉文》时间等问题作了简单考论。其中萧子云奉敕修改沈约旧作郊庙歌辞一事,作为梁代素食改革的重要一环却历来较易被忽略,实值得重点探讨。

  关键词: 梁武帝; 沈约; 萧子云; 素食; 郊庙歌辞;

  梁武帝推行的素食禁杀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改革事件,历时多年,涉及广泛,在国家政治领域和佛教界同时开展,是一项经过精心理论铺垫与逐步周密实施的系统工程。其中,本文认为有必要首先对改革实施事迹的梳理考证,从中可以反映素食改革的具体步骤进程。第一部分即旨在系统梳理与梁代素食改革相关的事迹并编年排序,大略列出文献来源,并对一些时间等疑论作简单考证。在第二部分根据编年,分析素食改革在儒、释传统中的思想来源,以及在国家政治与佛教界的现实操作性。在梁代素食改革中,尤其重要而易被忽视的是郊庙祭祀中的革除用牲改革。武帝曾敕命萧子云全面修改梁初沈约所作郊庙歌辞,除了对素食内容的修订,还有用典、思想内涵方面的要求,能够反映梁武帝中期的思想倾向与相关文学观念。

  一、梁武帝素食改革事迹考天监五年(506)43岁

  ◎梁武帝晚年所作《净业赋》,言自己自早年即位后就开始素食、断欲。

  朕布衣之时,唯知礼义,不知信向。烹宰众生,以接宾客,随物肉食,不识菜味。及至南面,富有天下,远方珍羞,贡献相继,海内异食,莫不毕至。方丈满前,百味盈俎,乃方食辍筯,对案流泣,恨不得以及温凊,朝夕供养,何心独甘此膳!因尔蔬食,不噉鱼肉,虽自内行,不使外知。至于礼宴群臣,肴膳按常。菜食未习,体过黄羸。朝中班班,始有知者。谢朏、孔彦颖等,屡劝解素……复断房室,不与嫔侍同屋而处,四十余年矣……本非精进,既不食众生,无复杀害障,既不御内,无复欲恶障,除此二障,意识稍明。[1]2765
 

南朝梁武帝萧衍素食改革的思想来源与践行
 

  按:据《梁书》卷十五《谢朏传》,谢朏卒于梁天监五年十二月,武帝提及谢朏曾劝其解素,在此之前因对已故父母的孝道而食素,但“虽自内行,不使外知”,可知据武帝自己的说法,在天监五年十二月之前已开始蔬食。但武帝自白往往虚矫,《梁书》言“五十外便断房室”,武帝享年86岁,何来40余年之理?钱钟书对此已有分析。[2]1370而武帝共有9男,第7子萧绎生于天监七年八月武帝45岁时,第8子武陵王萧纪与早夭的幼子必生于45岁之后,说四十余年也确有牵强。大同十一年,82岁的武帝驳斥贺琛云“朕绝房室三十余年,无有淫佚”,应更可信。武帝又在十几年后的《断酒肉文》中自白此前“不持禁戒”,故而不能认为梁武帝此时已像自己所言的“无复杀害障、欲恶障。”

  天监十年(511)48岁

  ◎梁武帝天监元年曾梦檀像入国,令决胜将军郝骞、谢文华等至舍卫国只桓寺往迎。天监十年迎佛像还,武帝徒行迎还,菜蔬断欲。

  天监元年正月八日,梦檀像入国。因发诏募往迎……至天监十年四月五日。(郝)骞等达于杨都。帝与百僚徒行四十里,迎还太极殿。建斋度人,大赦断杀。但是弓刀槊等,并作莲华塔头,帝由此菜蔬断欲。[3]354

  ◎仪曹郎朱异提出多种明堂礼制改革方案,包括“宗庙贵文,故庶羞百品,天义尊远,则须简约……请自今明堂肴膳准二郊……虽曰同郊,复应微异。若水土之品,蔬果之属,犹宜以荐,止用梨枣橘栗四种之果,姜蒲葵韭四种之菹,粳稻黍粱四种之米,自此以外,郊所无者,请并从省除。”[4]106

  天监十六年(517)54岁

  ◎三月丙子,敕太医不得以生类为药;公家织官纹锦饰,并断仙人鸟兽之形,以为亵衣,裁翦有乖仁恕。于是祈吿天地宗庙,以去杀之理,欲被之含识。郊庙牲牷,皆代以面,其山川诸祀则否。时以宗庙去牲,则为不复血食,虽公卿异议,朝野喧嚣,竟不从。[5]164

  ◎夏四月甲子,初去宗庙牲。[6]54

  (天监)十六年四月,诏曰:“夫神无常飨,飨于克诚,所以西邻礿祭,实受其福。宗庙祭祀,犹有牲牢,无益至诚,有累冥道。自今四时蒸尝外,可量代。”八座议:“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八座又奏:“旣停宰杀,无复省牲之事,请立省馔仪。其众官陪列,并同省牲。”帝从之。十月,诏曰:“今虽无复牲腥,犹有脯修之类,卽之幽明,义为未尽。可更详定,悉荐时蔬。”左丞司马筠等参议:“大饼代大脯,余悉用蔬菜。”帝从之。又舍人朱异议:“二庙祀,相承止有一钅开羹,盖祭祀之礼,应有两羹,相承止于一钘,卽礼为乖。请加熬油莼羹一钘。”帝从之。于是起至敬殿、景阳台,立七庙座。月中再设净馔。自是讫于台城破,诸庙遂不血食。[4]125

  武帝下《断杀绝宗庙牺牲诏(并表请)》。

  梁高祖武皇帝临天下十二年(当作十六年),下诏去宗庙牺牲,修行佛戒,蔬食断欲。上定林寺沙门僧佑、龙华邑正柏超度等上启云[1]2765

  ◎冬十月,宗庙荐羞,始用蔬果。[5]

  天监十七年(518)55岁

  ◎刘勰上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

  刘勰……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天监初,起家奉朝请、中军临川王宏引兼记室,迁车骑仓曹参军。出为太末令,政有清绩。除仁威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时七庙飨荐已用蔬果,而二郊农社犹有牺牲。勰乃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诏付尚书议,依勰所陈。[6]

  按:据杨明照《梁书刘勰传笺注》,刘勰言语“与僧佑等上启如出一辙”[7]434,很有可能为响应呼应僧佑之举,僧佑卒于本年五月二十六日,刘勰上表应在此前。据《隋书·礼仪志》,梁南郊“常与北郊间岁正月上辛行事”,“梁社稷……每以仲春仲秋……社稷先农。”故“已用蔬果”,当在上年十月后,“犹有牺牲”,应在本年正月仲春之后。故刘勰上表应在本年二至五月间。

  ◎梁武帝禁蒋子文庙用牲。

  《断酒肉文》中云“北山蒋帝,犹且去杀,若以不杀祈愿,辄得上教,若以杀生祈愿,辄不得教”。可知此项措施必在《断酒肉文》颁布之前,暂系于此。又有萧琛任吴兴太守时,要求当地项羽庙“禁杀牛解祀,以脯代肉”[6]897,琛为吴兴太守,史书记载在天监九年与普通元年之间,与武帝大力推行祭祀去牲时间相近,地方神如蒋子文、项羽的祭祀去牲,应是对国家宗庙去牲的余波回应。武帝“在西邸,早与琛狎”,萧琛此举也是对武帝政策的支持体现。

  天监十八年(519)56岁

  ◎四月,梁武帝受菩萨戒。

  (天监十八年)夏四月丁已,帝于无碍殿受佛戒,赦罪人。(《南史》卷六《武帝纪》)

  ◎五月,武帝敕写《出家人受菩萨戒法》[8]。

  ◎梁武帝撰写《断酒肉文》。

  5月22日,聚集僧尼“合一千四百四十八人。并以五月二十二日五更一唱,到凤庄门。”

  5月23日,于华林园华林殿举行法会,历数僧人饮酒食肉,不如外道者十事,不如在家人者九事。光宅寺法云为法师。瓦官寺慧明为都讲,唱《大涅盘经·四相品》四分之一,陈食肉者断大慈种义,法云解释。耆阇寺道澄又登唱此断肉之文。诸僧尼或犹云:“律中无断肉事,及忏悔食肉法。”

  5月29日,其月二十九日,又敕请义学僧141人、义学尼57人。于华林华光殿与庄严寺法超、奉诚寺僧辩、光宅寺宝度等三律师讨论戒律。敕始兴寺景猷读《楞伽》、《央掘摩罗经》所明断肉经文。

  5月29日夜,武帝五敕周舍,再论断肉持戒义。

  按:有关梁武帝颁布《断酒肉文》的年代,一般系于天监十六年(517),根据文中“今日大众已应闻知,弟子已勅诸庙祀及以百姓凡诸群祀,若有祈报者,皆不得荐生类”,应作于天监十六年(517)四月下勅宗庙去牲之后到普通五年(524)之间(周舍卒于此年)。如诹访义纯系于天监十八年(519)[9]119,康乐根据郭祖深的上书认为是普通四年(523)[10]135。本文暂系于天监十八年。原因如下:

  1. 于天监十八年四月八日受戒,《受菩萨戒法》显然专门为此次受戒撰写,其中根据的《梵网经》菩萨戒,是明令禁断酒肉的大乘律典,说明梁武帝此次受戒已做好全面推进素食契机的长久准备,本人亦应在此次受戒后率先垂范食素。而《断酒肉文》中自剖“弟子萧衍,虽在居家,不持禁戒”,必然不会距此次受戒与撰写菩萨戒法相距太远。依据慧约此次拒绝与梁武帝一同受戒所言“戒终是一,先已同秉,今重受者,诚非所异”可知,梁武帝之前确实曾受戒,但看来并未真正持戒。但前次受戒与此次意义大有不同,此次正史予以记载,更加隆重正式,且有自己撰写的菩萨戒法,可见有长期的前期准备工作,梁武帝正是要从这次受戒开始要真正持戒礼佛的。

  2. 普通二年郭祖深的上书列举的户籍、穿着、吃食等都属“非法”之行(具体上书参看普通二年),也正说明了蔬食本已有法可依,而此时推行效果仍不甚理想,而不能说明此时梁武帝仍未敕令全面制断酒肉。

  普通元年(520)57岁

  ◎太子萧统食素,甘露感而降。

  普通元年四月,甘露降于慧义殿,咸以为至德所感。时俗稍奢,太子欲以己率物,服御朴素,身衣浣衣,膳不兼肉。其母丁贵嫔亦长期食素,曾感得甘露而降,《南史》记载“及武帝弘佛敎,贵嫔长进蔬膳。受戒日,甘露降于殿前,方一丈五尺。帝所立经义,皆得其指归,尤精净名经。”

  普通二年(521)58岁

  ◎郭祖深上书要求“僧尼皆令蔬食”。

  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而僧尼多非法,养女皆服罗纨,其蠹俗伤法,抑由于此。请精加检括,若无道行,四十已下,皆使还俗附农。罢白徒养女,听畜奴婢。婢唯着靑布衣,僧尼皆令蔬食。如此,则法兴俗盛,国富人殷。不然,恐方来处处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复国有。[5]1720

  普通三年(522)59岁

  ◎普通中,省《涤雅》、《牷雅》。

  据《隋书·音乐志》,时间考证详见后文。据“普通中”,暂系于普通三年。

  大同二年(536)73岁

  ◎萧子云上启请改雅乐歌辞。

  《隋书·音乐志》:

  普通中,荐蔬之后,改诸雅歌,敕萧子云制词。既无牲牢,遂省《涤雅》、《牷雅》云。

  普通中,荐蔬以后,敕萧子云改诸歌辞为相和引,则依五音宫商角征羽第次,非随月次。[4]1342

  《梁书·萧子云传》:

  大同二年……梁初,郊庙未革牲牷,乐辞皆沈约撰,至是承用,子云始建言宜改。启曰:“伏惟圣敬率由,尊严郊庙,得西邻之心,知周、孔之迹,载革牢俎,德通神明,黍稷苹藻,竭诚严配,经国制度,方悬日月,垂训百王,于是乎在。臣比兼职斋官,见伶人所歌,犹用未革牲前曲。圜丘视燎,尙言‘式备牲牷’;北郊諴雅,亦奏‘牲玉孔备’;淸庙登歌,而称‘我牲以洁’;三朝食举,犹咏‘朱尾碧鳞’。声被鼓钟,未符盛制。臣职司儒训,意以为疑,未审应改定乐辞以不?”

  敕答曰:“此是主者守株,宜急改也。”仍使子云撰定。

  敕曰:“郊庙歌辞,应须典诰大语,不得杂用子史文章浅言;而沈约所撰,亦多舛谬。”

  子云答敕曰:“殷荐朝飨,乐以雅名,理应正采五经,圣人成敎。而汉来此制,不全用经典;约之所撰,弥复浅杂。……敕并施用。[6]655

  关于歌辞修改的时间,《隋书·音乐志》与《梁书·萧子云传》记载却有出入,一记为普通中,一记为大同二年。

  从两番敕答语气来看,中间不应有长时间间隔。大同二年,子云迁员外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在此期间兼任斋官也是职责情理之中。子云所作《介雅》开头即云:“明君创洪业,大同登颂声”,也很有可能呼应了刚改元的年号。故《隋书·音乐志》记载将删减《涤雅》《牷雅》二歌与子云作词时间相混,《梁书》记载较为精确。

  大同十一年(545)82岁

  ◎十二月,贺琛上奏时事之弊四条,包括饮食竞相豪奢、蓄妓乱象等,武帝大怒,口授斥责曰:“朕有天下四十余年……昔之牲牢,久不宰杀,朝中会同,菜蔬而已,意粗得奢约之节……朕绝房室三十余年,无有淫佚。朕颇自计,不与女人同屋而寝,亦三十余年。”据《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九《梁武帝纪》系于此时。[11]1342

  二、梁武帝素食改革的思想来源与现实操作

  可以看出,武帝之改革动作密集集中在天监末年,但先前自己早已茹素,有长期的铺垫与舆论造势,且面对僧俗强大压力,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改革。天监十年左右二郊、明堂的肴膳就已改革,天监十六年起改革先从宗庙开始,后扩展到二郊,郊庙祭祀的改革后,再正式制定《断酒肉文》在佛教界推行。武帝的素食改革是一项经过长期准备、精心策划的系统工程,主要顺序是由己及人,由国家政治到宗教层面,由俗入道,其中的国家祭祀改革顺序是由二郊至七庙。

  从思想来源看,武帝的戒杀素食观念既是对儒家与佛教传统经典的革命,也融合了相当部分佛教学说和儒家斋戒、丧期的饮食传统,也有取自晋以来一些崇佛人士的观点与实践。

  我国祭祀素有用牲传统,多用牛、羊、猪的毛、血、肉,《周礼·春官·肆师》:“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币,立小祀用牲。”[12]587《礼记·郊特牲》:“郊血,大飨腥,三献焰,一献孰。”[13]869依祭祀等级不同,使用血、半生肉、生肉与熟肉。以动物作牺牲是对上古茹毛饮血传统的延续致敬,故《礼记·杂记》中说:“疏食不足祭也。”[13]675《墨子·尚同》亦云:“其事鬼神也……牺牲不敢不腯肥。”[14]78这意味着以素食祭神在理论和传统上都是将面临巨大挑战的。但同时,儒家又素有斋戒与居丧上的特定饮食传统,这种对于洁净饮食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可转换为佛教层面的饮食要求。《礼记外传》:“凡大小祭礼,必先斋,敬事天神人鬼也……斋必变食,去魂膻也。”[15]2403《庄子·人间世》中孔子与颜回的对话中也称“不饮酒,不茹荤”为“祭祀之斋”。在儒家丧制中,同样也有素食的规定,《礼记·间传》即云:“父母之丧,既虞卒哭,疏食水饮,不食菜果。”[13]1087

  而佛教大乘经典中,已有佛祖准食“三净肉”的内容[16]264-265,虽早有佛教徒与僧人坚持茹素,如谢弘微兄长卒后“蔬食积时,哀戚过礼,服虽除,犹不啖鱼肉。”[17]546裴子野“末年深信释氏,持其教戒,终身饭麦食蔬”[6]466,但终究是少数的个人行为。释慧琳就曾劝谢弘微放弃吃素:“檀越素既多疾,顷者肌色微损,即吉之后,犹未复膳。若以无益伤生,岂所望于得理”。可见,僧人激烈反对素食原因有二,第一是群僧认为“律中无断肉事及忏悔食肉法”;第二是传统认为素食对健康不利。当时普遍认为蔬食使人“虚冷”,释慧琳认为吃素“伤生”,严植之“少遭父忧,因菜食二十三载,后得风冷疾,乃止。”[6]765

  武帝的素食思想在付诸实际行动前应是由来已久。其佛教思想深受西邸时萧子良的影响,而子良一向有强烈的戒杀思想,史书记载“世祖好射雉”,子良曾上书以“闻其声不食其肉,见其生不忍其死”的儒家思想和“功德”、“果报”佛教理论谏之,何胤的学生钟岏认为蚶蛎不能算肉,大可放心食用,子良也愤而斥之。另外沈约早在天监三年左右[18]386写作了包含素食思想的《均圣论》与《究竟慈悲论》,除了沈约本人的佛学思想、萧子良的影响外,在这两年集中写作佛教论文,揣摩圣意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沈约在《因缘义》中说“好生之性,万品斯同”,《均圣论》中将佛教戒杀与“仁”相联系,《究竟慈悲论》更言“慈悲之要,全生为重”,儒家圣人没有提出戒杀是因为“立教设方,每由渐致”,佛祖准许吃“三净肉”是因为“是故开设三净,用伸权道,及涅盘后说,立言将谢”,沈约甚至要求断“蚕革”,禁止穿蚕丝和皮革衣物,比戒律都更要严格。在这几篇论文中,沈约实际已着手从儒家传统与大乘经典角度为素食改革扫清理论障碍。

  武帝先从俗界的宗庙祭祀入手,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身份权威更容易强力推动,他做了八座讨论等的表面功夫,虽引起了“公卿异议、朝野喧哗”,但“竟不从”,一意孤行,总体来说进展较为顺利。但在佛教界,武帝尚未取得“菩萨”的身份,僧人也仍具有一些“沙门不敬王者”的传统气质,实则推行难度更大,也可见诸多僧众敢于公开表示不满。

  推行了宗庙去牲后,武帝着手借受菩萨戒之机,使制断酒肉成为戒律。从《断酒肉文》记载的几次法会情况来看,遭到了佛门僧众强力的反对。武帝对此软硬兼施,一方面苦口婆心,以身作则:

  弟子今日昌言此事,僧尼必当有不平色,设令刳心掷地,以示僧尼,丏数片肉,无以取信。古人有言,非知之难,其在行之。弟子萧衍虽在居家,不持禁戒。今日当先自为誓,以明本心:弟子萧衍,从今以去,至于道场,若饮酒放逸,起诸淫欲,欺诳妄语,噉食众生,乃至饮于乳蜜,及以苏酪,愿一切有大力鬼神,先当苦治萧衍身,然后将付地狱阎罗王,与种种苦。乃至众生皆成佛尽,弟子萧衍犹在阿鼻地狱中。[1]2453

  武帝事先已知僧众的不合作态度,“僧尼必当有不平色”,只得自身重言立誓,发誓自己此后若有破戒必下地狱,态度真诚恳切。另一方面以严厉态度,点名批评不满素食改革的几位德高望重的高僧僧超、僧辩、宝度、法宠等,并动用“王法”力量即国家行政手段介入佛教界素食改革:“若复有饮酒啖肉,不如法者,弟子当依王法治问。”但从几年后郭祖深的上书情况来看,僧尼的素食执行情况并不是十分理想。戒律的严格执行与观念的渗透尚且需要数年的时间,后又有北方齐宣帝、周武帝等相继颁布相关法令,而武帝已从理论和实践上完成了最初最困难的部分。

  从事迹表中来看,雅乐歌辞的改定已是素食改革完成之后,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武帝对国家祭祀儒家传统突破性改革的成功。有意思的是,在颠覆儒家血牲祭祀传统的同时,武帝又试图在文学上回归儒家经典的雅正传统。武帝几乎否定了原来沈约所作的郊庙歌辞,敕令萧子云重新写作,此次修订因素食改革而起,但最后修改重点却在回归雅正文学、强调皇帝权威之上,从中可以看出梁武帝在梁代中期对于国家政治、文化方面的重新思考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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