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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与海口骑楼的建筑文化对比

来源:原创论文网 添加时间:2020-09-02

  摘    要: 广州与海口存续的骑楼携带了大量的文化基因,装饰是反映文化心理的外化语言,最为直观和可靠。广州骑楼的装饰多元融合,海口骑楼南洋风格明显但同时又呈现拼贴式的中外交汇。二者本土文化差异、外来文化呈现、地域文化调适所反映出的差异,成因是两地文化基因的不同。

  关键词: 广州骑楼; 海口骑楼; 装饰; 文化基因; 差异;

  Abstract: The arcade in guangzhou and haikou carry a large number of cultural genes, and the decoration is the externalized language reflecting cultural psychology, which is the most intuitive and reliable. The decoration of guangzhou arcade is diversified and integrated, Haikou arcade's nanyang style is obvious, while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es are collage. The differences reflected by the differences of local culture, foreign culture and regional culture are caused by the differences of cultural genes between the two places.

  Keyword: Guangzhou arcade; Haikou arcade; decoration; cultural genetic; differences;

  引言

  骑楼是广州与海口典型的中外合璧民居类型,骑楼由南洋首先传入海口,经香港中转再入广州,这一传播过程受到地方文化及人为的干预,使广州与海口骑楼呈现不同的细部特征。特别是装饰,作为建筑必要构件之外的附加物,其技术限制低、可发挥空间广。通过对比两地骑楼研究装饰背后的文化构成可以探究建筑形成的内在规律,对研究建筑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而装饰是反映地源文化基因直接和可靠的外化语言。两地骑楼具有一致的观感,这因其共同的中外合璧塑造手法,但细部装饰从量上、题材上均有不同,装饰融合的程度也有差异。

  1 、本土文化差异

  1.1、 满洲窗的“满布”与“局布”

  广州与海口的骑楼都选用了满洲窗。满洲窗前身为欧洲教堂窗上的拼接彩画,清朝时期被引入宫廷,后逐渐被本土化变为蚀画技艺——满洲窗。清乾隆时期朝廷派兵驻守广州,一同带来了满洲文化,其中包括了满洲窗,这种喜闻乐见的窗上装饰手法就逐渐流入广府地区,由于民间技艺的限制,民国时期民众使用时简化为大块彩色玻璃拼接。满洲窗十分符合大众审美,适宜营造商业氛围,被骑楼大量应用,于是出现了满洲窗“飞地”式的传播与骑楼的广泛应用。满洲窗在广州骑楼上使用量占比接近95%(图1),可称之为“满布”骑楼街。但满洲窗的使用,在海口以得胜沙路为例,不足半数。海口骑楼虽装饰繁多,但墙身色彩使用了一致的灰白色,这种灰白色调是受到南洋建筑色彩的影响。窗主要是透明玻璃窗,偶见满洲窗点缀在局部,但窗外常加一层百叶窗,百叶窗用色也限于灰白、孔雀蓝两色。由此可见,满洲窗这样的传统基因在广州得以普遍认可,而海口更多展示了南洋的色彩美学倾向。
 

广州与海口骑楼的建筑文化对比
 

  1.2、 语言符号的点缀

  “书法”是点亮建筑主题的点睛之笔,广州与海口的装饰中均出现了“对联”“店名”或口号,传达了业主的美好愿景或展示了商业特色。但在与建筑的结合方式上,广州骑楼有个别将对联或字号刻在骑楼墙身,但更多的是悬挂式(图2),建筑被花式广告充斥,甚至还有“代言海报”。这些宣传手段更“赶潮流”。而海口骑楼更偏好将字号作为雕刻的一部分,至今仍有大量骑楼墙面保留有原店铺的字号,如“东方织印染42号”(图3)等诸如此类。海南自《天津条约》后才开放为通商口岸,长期封闭一隅,宣传手段途径更少,将语言符号视为装饰元素与建筑直接结合是自觉直觉的行为,因我国自古有书法入景的习惯。将语言符号作为媒介还是本体,反映了不同的逻辑惯性,这是外来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区别之一。

  2、 外来文化呈现

  2.1、 中式的局部点缀与伊斯兰的“满”装饰

  广州骑楼的装饰多走简约风,相比之下女儿墙可称为装饰最为繁复的位置。女儿墙中间做法有立柱神龛式、涡卷圆匾式、神龛牌匾混合式、牌坊式[1],女儿墙两侧常用宝瓶栏杆或方形实心墙衔接,或只用栏杆或实心矮墙不做中部变化。骑楼其余墙面位置以削角长方形图样居多,简单直白。这些装饰或修饰建筑轮廓、突出建筑比例划分,或突出商业特色,建筑关系明朗、线条突出。总之,广州骑楼的整体观感较为朴素、节制,以突出建筑结构为要点,遵循了局部服从主体的审美惯性。

  海口骑楼装饰重点位置较多,女儿墙、窗间墙、窗下墙均做装饰,量上明显胜于广州,多繁复者,有的骑楼几乎“满装饰”[2](图4)。18世纪下半叶,英国殖民者来到印度尼亚库普尔(Beniapukur),因无法适应当地湿热环境,将英式民居结合当地棚屋再加周遭外廊形成“殖民地式建筑”(Bungalow)[3]。“满装饰”是伊斯兰装饰手法,随着穆斯林进入印度次大陆,繁盛于印度德里苏丹国时期,后来被本土化并影响到周边国家。殖民地样式建筑与本地的伊斯兰文化结合渗透,是有今天的“南洋建筑”。“满”有“炫”的作用,也反映了炫耀心理,满装饰恰好满足了这样的心理需求。开放的接受心态实质上脱离不开最简单的审美理想,恰与传统的人本思想取得了内涵上的一致,这也是南洋文化能够顺利被接受的审美认同根源。

  图1 广州满洲窗
图1 广州满洲窗

  其余所有图片均为作者自摄

  图2 广州骑楼上的悬挂招牌
图2 广州骑楼上的悬挂招牌

  图2:http://danbin.blogchina.com/2439783.html

  2.2、 西欧元素的偏好与南洋基因的坚持

  广州骑楼的柱子风格主要以西欧为蓝本,最为大量使用的是倚柱,骑楼上的柱并不按照严谨的柱式比例来做,而是将柱身根据建筑的开间、高度适当调整宽高比。使用最多的是圆形或方形柱身的塔斯干。海口骑楼的柱子中出现大量的印度壁柱、土耳其柱等。骑楼的柱身装饰较广州稍显丰富,特别是一种有蜂窝状凹槽或凸起的柱子使用广泛(图5),充满了浓厚的南洋风情。

  广州骑楼的券多为罗马圆拱券或希腊三角券,或二者套叠、断折变化而来的巴洛克券,也有顺应窗套做成的方形券,还有连续券的使用方法。券的位置多在窗上方、女儿墙上,券的做法简洁大方,方形窗与圆形券之间会出现独立的雕刻装饰。海口骑楼的券则丰富得多,火焰券、花瓣券(图6)、马蹄券大量出现,下配蜂窝纹样的柱式或麻花柱,券与柱的结构较为完备。并且喜欢使用连续券,甚至在街角也可变形使用,充满伊斯兰风情,装饰效果极强。

  从柱与券上看,广州更偏向与“西欧”合璧。海口则呈现了西欧之外的“南洋”基因。骑楼最初是传入海口、再入香港,香港将其变形改造,称“唐楼”[3]。后再传入广州更名为骑楼,这过程中会剔除一些成分而加入地方的理解,对于广州骑楼来说就是无限弱化了南洋的伊斯兰成分而强化了欧美元素。

  3、 地域文化调适

  除中原与国外的文化基因,骑楼也被地方化,装饰上少不了对地方要素的展示。海南与广州同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湿热多雨,但海南岛四面环海,不仅湿热环境更甚,又有频繁而破坏性强的台风,此为与广州的不同之处,这也反映在骑楼建筑上。

  3.1 、通风与防风需求的调适

  广州的骑楼在民国时期会结合使用趟栊门[4],既能通风又可分隔室内外空间,但随着生活条件提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逐渐弃用。骑楼的窗即满洲窗,是固定窗扇的平开窗,通风需开启窗扇,再配合竹筒屋内天井的拔风作用形成通路,此为通风之法。海口没有趟栊门,但骑楼上70%以上的窗之外都加上了向外平开的百叶窗。百叶窗关闭而内窗扇打开,仍能使室内形成良好的空气循环,达到通风目的,百叶窗还有遮蔽视线的作用,使开放的骑楼具有了内敛的性格。

  广州的女儿墙以实墙为多,少数使用宝瓶栏杆,起装饰之用。极少数在女儿墙上开洞,即“风洞墙”[1],是为新巧。在海口情况相反,风洞墙式女儿墙(图7)及宝瓶栏杆女儿墙居多数,占比可达80%,这与累年台风剧烈直接相关,女儿墙片状实体迎风面大而支撑力不足,过大的正面风荷载极易破坏墙体,墙身开洞可明显减少风阻、有效达到防风的目的。

  海口骑楼在窗与女儿墙上做了更多的通风、防风处理,是建筑本土化的必要前提,是基于生理层面需求而提出的,留下了本土化的变迁痕迹。

  3.2、 地方素材的缘引呈现

  广州重要骑楼街的建设集中在上世纪30年代,虽然建设中得到相当水平的科技指导[1],但具体施工还是依靠当地工匠。灰塑具有耐酸碱耐高温的特点,因而被广为采用。灰塑需提前制备原料,施工时工匠先在装饰位置用草根灰批底,再用纸筋灰在表层抹平,然后风干,操作过程需要胸有成竹、一气呵成[5]。这也就决定了装饰的纹样必须是工匠熟悉熟练的图样,对于外来纹样,工匠只能进行简单模仿、即兴创作。“中国工匠对原有风格不了解或者一知半解……从蛋形式到叶形式都显得不伦不类。”[6]这就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华巴洛克装饰[7],也是外来装饰本土化的过程。广州骑楼装饰的题材较为丰富,除常见的中原文化符号寓意吉祥外,还充斥了大量的地方素材,如芭蕉叶、桂圆、荔枝、芒果、芭蕉、香蕉等岭南水果雕饰,不仅如此,还有的与店内业态相结合,如茶馆门楣上装饰茶壶、腊肉店绘制烤腊肉场景等,生动活泼。这些题材有的独立构图,有的与忍冬草、璎珞、徽章这些巴洛克、洛可可题材结合,中式题材为构图中心,外轮廓使用西式纹样框边修饰,中西样式有一定地融合、重新组织构图。

  图3 海口骑楼上的店名雕刻
图3 海口骑楼上的店名雕刻

  其余所有图片均为作者自摄

  图4 海口骑楼立面装饰
图4 海口骑楼立面装饰

  其余所有图片均为作者自摄

  图5 海口骑楼的柱
图5 海口骑楼的柱

  其余所有图片均为作者自摄

  图6 火焰券与花瓣券
图6 火焰券与花瓣券

  其余所有图片均为作者自摄
其余所有图片均为作者自摄

  海口骑楼使用的中原装饰题材要比广州多且造型生动伸展、立体感强,特别是凤、仙鹤、牡丹大量使用,显得更为“传统”。在地方题材上偶然可见椰子树、海鸥等,使用量少,更无饮食题材。外来元素上可见忍冬草、徽章、天使、耶稣等。装饰题材常利用窗下墙的完整平面作图,中外题材不混用,各自独立构图,图案立体、动态感强。

  经对比两地装饰题材差别有二:一是海口骑楼的中外题材融合度不高,不像广州题材进行整合重构;二是广州更注重地方性素材,并且不排斥饮食文化的体现,海口的题材更为文雅、更重寓意。装饰题材是最开放的建筑要素,审美心理直观的外化。水果类、场景类题材虽无寓意但可赏可品喜闻乐见,作为题材使用大俗大雅。这里,广州的地域人文思想被强调,体现了经世致用的价值观;中西题材的整合展示出广州对外来文化的消化转化能力,同时强调地方文化的强大包容性,多方因素得到整合统一。相比之下,海口骑楼装饰中西并置,创新能力显弱。

  4 、文化基因溯源

  广州历史上,无论是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设立广州海关,还是乾隆二十三年(1757年)一口通商,广州与国外地交流一直未断绝。“十三洋行……结构与洋画同”[8]的描述就可展现广州的城市面貌,也可窥见广州人的开放包容心态。1861年中国与英、法签订《沙面租约协定》,两国又将沙面转租给美、德、葡萄牙等国,这些国家将当时流行于欧美的折衷主义带到了广州。经过了长期西欧文化的浸染,加上骑楼传入途经香港,欧美文化又被再次强调[9],广州民众对欧美文化接触更多、接受度更高,并且已经形成自我意识,同时岭南文化基因一直作为本质的地域文化性格根源而引导着建筑的走向,融会贯通、经世致用的特点在骑楼上最为突出。

  海南历史上的大移民主要是黎族、壮族、苗族及岭南福建等南方地区的汉族。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广州置粤海关,海口置总口,是与东南亚国家的对外贸易之始。咸丰八年(1858年)《天津条约》辟海口为对外通商口岸,自此海口有英、法文化输入。但海南没有西方殖民者直接统治的经历,也没有租界、洋行、政府官邸等殖民地建筑,西欧文化影响力有限。同治五年(1866年)《沿海各省招工章程》中清政府允许华工自由出洋,此时大批海南人到东南亚等地务工,1876—1898年期间,出洋的琼侨人数高达24.47万人左右[10]。民国16年(1927年)起华侨归国,带来“民国18年,改良市政,建设骑楼,开筑马路”[11],出现“商店约700余家,市政修整,外观辉煌[12]”的城市面貌。由此可见,海口历史上主要接触的外来文化是来自南洋。海口缺少中外文化融合的经验,华侨将这些建筑样式带回国是突然的、强势的,快速打破本地建筑生态,未经消化吸收而直接呈现。建设中还倾注了攀比炫耀的情绪,因此在装饰样式与语汇上,外来题材与中式语汇各自为政,虽各自完整,但缺少融汇提取的过程,加之根源上的文化意识,就出现最传统与最“洋气”元素拼接、并置的现象。

  结语

  文化基因的杂交并置,之间有制衡、有妥协,经过复杂的逻辑调适整合过程最终以某种形式呈现,而呈现结果往往是直白又不易察觉的,文化地域性格起到了本质上的作用。广州骑楼的文化基因包括欧美文化、中原文化、岭南地域文化,南洋基因被无限弱化,三种文化基因比重接近、融会贯通,骑楼的装饰融合中有创新、有节制,虚心接受之外又深植地域,不过分强调自身文化,最终归结到融会贯通、经世致用上,反而反映出文化自信。海口的骑楼文化基因包括了南洋文化、中原文化、欧美文化、地域文化,几种基因影响依次递减。骑楼的装饰明显受到南洋文化影响,但中外融合的结果更倾向于片段式、拼贴式,缺少吸收转译的过程,有炫耀的成分,建筑适应了地域气候但缺少人文的适应,在外来文化的突然冲击之下显得经验欠缺、自信不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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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陆琦.广府民居[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
  [5]赵爱华,刘涛,宋岩,邢振兴.骑楼传统工艺灰塑的应用与传承[J].中国名城,2014:6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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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王国宪,彭元藻.民国儋县志(外一种)[M].海南:海南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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