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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环境风险的预防和治理

来源:原创论文网 添加时间:2021-01-08

  摘    要: 立足于对风险预防基本理论研究,以及国内外风险预防相关制度的对比和分析,深入理解与把握风险预防原则,积极探索风险预防原则在我国环境治理实践中的具体实施,并进一步提出了构想,实现风险预防原则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建立覆盖环境风险管理和决策各个环节的风险预防制度体系,包括环境风险审批制度、环境风险补偿制度、环境风险预警预案制度、区域联防联控制度及各制度应对完善之道,以期为合理利用环境资源,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促进社会经济平稳发展施以绵薄之力。

  关键词: 风险预防原则; 环境治理; 环境保护;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风险成为现代社会不可回避的话题,体现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风险范围、规模以及程度愈发复杂,如何应对成为难题。同时,人类活动不断为社会风险“添砖加瓦”。在此语境下,从风险预防的视角寻求公共突发事件应对的出路已成为社会共识,“决策于未知之中”“预防胜于后悔”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对风险防范理论的研究也逐步深入拓展到各领域,此类思考更多体现在诸如突发环境事件应对等方面,可以看到,风险预防有充分的国际法基础,也被多数国家的国内立法所认可,并运用到环境与公共健康决策之中。

  1 、风险预防原则的“去”与“留”

  自德国学者贝克在研究社会学时提出“风险社会”一词以来,法学等学科都在结合现实探求规避风险的有效方法,国际条约和各国内立法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贝克认为风险不仅来自自然界也来自人类自身,发展到现代社会,风险具有更高程度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在环境保护领域,风险预防最早是作为一项原则出现在1976年德国的《空气清洁法》中,其主张即使风险不确定,也要提前采取措施以预防风险的发生。《世界自然宪章》《北海公约》《里约宣言》《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公约对风险预防原则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解读和适用。其中1984年的《北海公约》将风险预防原则界定为一种预防措施,使“风险预防”实现了从国内法层面到国际法层面的转变。
 

我国环境风险的预防和治理
 

  风险预防原则的“去”。针对风险预防原则的批评有以下几种:①认为风险预防原则内容过于模糊,具有不确定性。持此看法的学者对国际法律文件中关于风险预防原则含义的界定进行了总结,整理出十几种不同表述。②以Cass R.Sunstein教授为代表的一种观点,即科技发展本就会带来不确定性,若因此采取措施防范随之而来的新风险的不确定性,从这种意义上讲,风险预防原则的采用并不能让我们感到安全。

  风险预防原则的“留”。针对此类批评,有学者认为不仅风险预防原则,环境法的其他原则亦存在模糊的特点,但存在模糊性并不意味着意义全无,其核心理念一直存在并发挥着作用。其次,支持风险预防的学者认为,针对风险预防是否会导致新的风险产生,应当立足全局思考,因该原则的成本效益评估与风险评估和管理联系紧密[1]。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在具体适用风险预防原则时应至少保证结果是中性的,即不增加环境和公众健康的风险,以此为限。在欧盟2000年颁布的《关于风险预防原则的公报》中,也提出在援引风险预防原则时要遵循风险管理的一般原则:相称性、非歧视、一致性、审查行动或不行动的收益和代价、考察科学发展[2]。笔者认为,在法律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并存的情况下,原则本身含义是否明确,并非一个有说服力的赞同或反对的理由。

  笔者支持将风险预防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理由之一是风险对于个体来说是相对平等的,均会受到环境风险的威胁,为应对共同环境风险,应放下利益冲突,追求自身安全。并就此上升到全球环境风险,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认识高度,才会获得更多的安全感[3]。理由之二是风险预防原则体现了审慎思想,基于环境风险的复杂性,以及风险一旦转为现实就会带来不可逆转的严重后果,要求我们以审慎的思想应对环境风险。理由之三是从法理上讲风险预防中蕴含着可持续发展的代际公平价值和秩序安全价值,风险预防原则与可持续发展原则密切相关,《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针对上述两原则的密切关系亦有规定1,而代际公平本身就是环境风险预防原则的基本法律价值之一。按照边沁的功利主义理论,风险预防与代际公平两者之间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即力求以最小的成本支出获得最大的收益。代际公平是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分支,风险预防原则又以可持续发展为价值取向。因此,代际公平也就成为环境风险预防原则的法律价值,风险预防的决策也要适当考虑代际公平问题。此外,秩序安全也是环境风险预防原则的法律价值之一,这一点与审慎思想相呼应。安全是风险的反义词,进行风险预防正是追求安全的表现。美国着名社会学家马斯洛对人的5个需要进行了分析,并依据分析结果进行了排序,秩序安全排在第二位,仅次于生存需求。受科学技术水平以及人类认知的限制,依靠科学技术提供风险预防所需的科学知识与信息总是会发生不及时、不准确的情形。所以持谨慎态度对一些活动进行限制以维护社会秩序是有必要的,甚至在涉及环境与公共卫生健康问题的项目上,应当允许“过分谨慎的错误”存在,这不仅是对现存秩序的维护,更是对未来秩序的保障。

  2 、风险预防原则的“强”与“弱”

  国际社会中对风险预防原则内涵的界定尚存争议,笔者认为部分国际文件中关于“强弱”风险预防原则的表述,已经对风险预防的涵义作出了进一步明确。《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针对弱风险预防原则进行了经典表述2。翁斯波瑞德会议文件中是对强风险预防原则进行了相对准确的表述,但是相比较而言,强风险预防原则略显绝对,实践中更倾向于运用弱风险预防原则,结合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对环境风险行为进行评估。有学者提出在运用成本效益的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在风险远远大于收益的情况下适用强风险预防原则,在收益大于风险的情况下,适用弱风险预防原则[4]。考虑到我国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与发达国家在技术和经济水平上还有差距,选择弱风险预防原则较为恰当。

  风险预防的过程中需要用成本与效益分析法,对风险预防过程中的成本与效益进行衡量,以此判断活动的可行性,这是风险决策必不可少的一环,通常只有收益大于成本才可行。正如利益均无法独善,每种价值亦非绝对,适用风险预防原则进行风险决策,会产生诸多利益交织,而人的生命健康与经济利益本无法进行比较,因其涉及非金钱的价值衡量,所以在进行风险规制时,成本与效益之间也会具有不确定性。如果就此过度强调风险预防原则的使用,可能对其他社会福祉造成损害。再者,人类作为自然共同体的组成部分,与野生动物相关的不恰当行为如何规避,个人权益如何保护,也是问题之一。人的生命健康与野生动物保护之间的价值如何衡量,运用成本与效益分析法是无法进行计算的。因此,该方法也存在局限,将风险预防作为环境风险决策的手段之一,以比例原则为基础,在风险预防与社会效益之间寻求利益最大化,理性对待风险预防适用的局限性。即风险预防并非“黄金法则”,更不是一以贯之的“良药”。

  对比上述“强弱之分”,笔者认为德国学者关于风险预防的三分法理论具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对我国风险类型的划分具有借鉴意义。该理论将风险分为“危险”“风险”与“余存风险”3个领域。余存风险领域是指对于采取防控措施仍无法排除的风险,法律可容许其存在,国家也无须介入进行防控。其中风险与危险的划分更具代表意义,两者间最大区分在于损害发生预测可能性不同。风险本质上是一种危险,但是在目标达成方面更侧重事前预防;危险侧重于事后管制,强调国家应当承担的义务,称为危险防御。风险除需要国家预防措施之外,还需借助技术力量,需要对成本与效益进行分析。两者对比之下发现风险更为抽象,其对于损害发生可能性的预测更具有不确定性,预防难度更大。但随着科技的发展,风险的不确定性会向着更确定的方向转化,即具体明确之危险。可见,两者的界限是相对的,所以称风险为“抽象的危险”也不为过。

  3 、我国环境风险治理的“堵”与“疏”

  我国环境治理正逐步探索实现危险防止模式向风险预防的“转身”,不论是危险防止还是风险预防都离不开国家和政府的参与,风险规制越来越成为一项国家应当承担的基础义务。此过程中,我国环境规制模式也实现了由初代环境规制向第二代环境规制模式的过渡。这一过程反映了风险治理主体从单一向多元的转变。我们需要明确的观念就是风险预防只是对传统危险防止治理模式的补充而非取代,针对危险防止手段无法应对的科技不确定性的问题,在原有基础上加入新的规范对象,两者以其各自的方式在风险治理中发挥作用,相互补充,促进可持续发展。但是也应保持清醒的头脑,辩证地看待风险预防原则的作用。风险预防原则的适用是有限的,风险预防是对监测预警的补充,不应过度依赖。

  3.1 、以预防原则为缺口重塑风险预防在环境立法中的表达方式

  尽管我国环境治理已对风险预防有所体现,但在环境保护法中还是以“末端治理”为主,未能较好贯彻风险预防原则,形成一个良好的“风险评估—风险沟通—风险决策”的环境治理框架体系。如前所述,风险预防并非替代而是补充,但要将该原则确立为整个环境法领域的基本原则,尚存难度。合适的做法是在《环境保护法》修改或实践中适当予以调适,使之体现相关要求。

  首先概念界定方面,可通过对“预防为主”原则进行扩充解释,丰富其内涵的同时扩大其外延,使其既能对已有充足证据证明必然发生的危险进行防止,又能兼顾对尚无科学证据证明会发生损害,但依现有科学水平又无法排除损害发生可能性的风险,为其实践操作提供理论支持。此外在原则的具体贯彻方面,可根据领域与风险的紧密程度,进行相应变革,使之贯彻风险预防原则的要求。对于高风险领域可将其直接写入立法目的之中,确立其基本原则的地位。

  可在下列具体的环境保护领域和直接涉及人类健康的相关立法中确立风险预防原则。①从源头实现对环境、健康造成损害的危险化学品的控制。欧盟在2007年实施的《化学品注册、评估、授权法案》(REACH)中的规定值得我国加以借鉴,其对化学品管理的注册、评估、许可3个环节进行安全监控,引入并建立了分类授权程序3。“当生产或进口的化学品每年超过1吨时,生产者必须予以注册。对于比较危险的物质,生产者必须提交比较安全的替代物的替代计划;当没有替代物存在时,生产者必须提交研究计划研发替代品”[5]。此规定很好地实现了从源头对危险化学品进行控制的风险预防理念。根据化学品对环境造成的危害进行划分,即以“毒性”为标准作类型划分,制定环境危险化学品目录,建立环境影响评价机制、清洁生产机制,此外还可以提高新类型化学品的“入市门槛”,在源头上防止危害环境的化学物质产生。②在生物安全领域,我国在2000年签署了《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公约的具体落实体现为在诸多领域,发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等法规,但此类法规仅对此作出初步规定,对涉及其他领域的转基因产品尚无具体法律规制措施,也缺少效力较高的法律规定,因此仍需进一步落实,确保我国生物安全。

  3.2 、以公私合作为基础建立环境风险治理的制度框架

  我国风险治理运行框架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3.2.1、 过度依赖科技的力量,风险评估替代风险管理。

  即科学判断“多”,法律判断“少”。进行风险预防一方面靠科学力量,一方面依靠政府决策提前干预。在行政决策中,方式直接决定成果优劣。传统的风险决策模式越来越不足以应对当前风险社会的复杂性,风险预防原则突破传统模式,将预防措施提至危险前端,从国家安全层面讲,政府应代表国家承担更多责任,由对消极危险防止逐步向积极的风险预防靠近,并将风险规制作为其应当承担的基本任务之一。政府进行环境治理不能因科技水平的不确定而有所迟延,必须在把握现有科技水平的基础上对未来的政策进行规划,使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与包容性。进行风险治理的过程也是进行利益衡量的过程,政府作出风险决策是进行价值判断的过程,但在此过程中需要依靠专家的力量,在评估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的强度的基础上选择应对策略。科技的力量应当作为政府作出决策的支撑依据,并不意味着政府决策应当与科学判断一致。但实际上,往往会出现专家判断代替政府价值判断的垄断局面。

  对上述问题笔者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案:①进一步明确环境风险的类型。如前文提到的风险预防三分法理论,笔者认为可结合国情,在考察不同环境风险的基础上,对各风险发生的影响或者不利后果进行预测,横向进行类型划分,科学判断“先行”,试点后再纳入法律的范畴。保证过程的客观与“理性”,解决两者主导划分不清的问题。②评估环境风险量度,纵向上对已划分的不同类型风险进行量度,得到准确参数。此过程受工程方法的影响,具有一定主观性,可在多次精算的基础上不断验证和修改来弥补不足。

  3.2.2、 风险决策具有封闭性,难以形成有效沟通[6],即风险沟通“少”。

  在专家、政府与公众3种主体中,公众往往是被动接受的一方,其作为风险的直接承受者和直接“利害关系人”,理应保证其知情权。由于该权利的缺失,获取信息不充分、不准确,导致风险决策难以获得普遍认同[7]。虽然我国环境法将公众参与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但在实践中,多流于形式。如不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专家、政府与公众对于风险难以形成共同的风险认知,即使做出决策,在实施预防措施的过程中,也难以达到预设效果。风险虽然具有科学上的不确定性,但通过听取多方意见达成风险共识的做法也可一定程度减轻其不确定性带来的不利后果[8]。

  上述问题概括起来就是公私合作的衔接问题,笔者认为以公私合作为基础建立风险预防的环境治理框架,从制度上强调社会公众在风险沟通中的地位,实现其参与者到合作者的转变,为风险治理提供民主化、科学化的支撑。首先,应加大环境风险信息公开力度,转变环境风险信息公开方式。作为风险沟通基础和前提的风险信息公开,可在充分听取公众意见的基础上,对其需求的信息种类加以归纳整合,分时间段按批次公开。为风险沟通中的公众参与提供程序保障,在促进公众参与时,设专门立法,开通多渠道向公众提供信息,包括监测报告和执法报告。其次,应当注重市场的带动作用,丰富调节方式。实行多手段的管理体制,诸如绿色信贷、绿色消费以及环境保险制度等。

  3.3 、以程序理性为内核构筑环境风险治理的裁量控制机制

  环境风险决策中行政裁量权过于宽泛,未设约束机制。即行政裁量“多”,约束“少”。环境规制模式实现了从以政府命令与控制为中心的模式到多元主体规制的转变,完成了“蜕变”过程。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但行政机关在环境风险决策上仍享有广泛的裁量权。由于风险治理本身正如前文德国三阶段风险理论所述,进行风险治理实际上是国家代表人民决定是否接受特定的余存风险的过程,由行政机关自行裁量是否介入、何时介入、如何介入,其空间是非常广阔的,甚至可以说不受约束,如缺乏相应的监管与控制机制,风险治理就会出现规制过度或者不足的结果。

  罗尔斯的《正义论》相信程序正义能够带来结果正义。从法理上讲,程序正义原则是具有高度灵活性与开放性的原则,对政府环境风险裁量权的控制具有借鉴意义。鉴于风险决策属于政策性判断事项,属于行政机关裁量范围,很难从实体上判断其合理与否,因此,宜强化对环境风险治理的程序控制,以程序理性化解或减少风险决策可能引发的风险。

  ①应当加强行政机关自我控制,建立考核评价和目标责任人追责制度。国内环境保护法领域已建立了环境保护的目标责任制与考核评价制度,在监督工作体系中已囊括了各级政府和环保主管部门,需在此基础上加强监管力度,优化行政监管手段,合理配置监管人员,实行多样化监管,如通过督查、交办、巡查、约谈以及专项督查等方式保证环境治理工作运行,明确上级政府及主管部门对下级政府及主管部门的监督,建立考核评价和责任追究制度。②严格的程序须贯穿于司法审查过程中,对于环境风险治理这一涉及高度科技性与政策判断性的领域,法院应尊重行政机关在合法性基础上的裁量空间,着重从程序上审查行政机关的决定是否恣意、专断或不合理,程序控权。

  3.4、 进一步完善配套法律制度

  3.4.1、 环境风险审批制度。

  环境风险审批是环境风险治理的应有之义。设立环境风险审批制度,是协调各方利益使其达到利益均衡的考量,更是以制度为环境风险治理提供有力支撑。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相比,环境风险审批制度的环境风险评价标准更能应对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审批对象范围更广,促使风险行为方积极采取措施并担责[9]。具体可从以下几点出发:①实施制度分离。设独立的环境风险审批制度,将审批制度分离出来,并在此之下设置专门的审批机构,机构之下成立审批委员会和专家小组,加强委员会监督和专家的审查,保障环境风险审批的独立性和专业性。②设立审批、准入标准。可在环境风险审批环节对环境风险类型进行划分,规范和量化风险阈值,也可排查环境审批资格,所出具的审批书面文件中应如实写明风险源、风险行为方式、造成影响以及如何避免等内容,具体明确。③扩展评价对象范围。将一般建设项目之外的评价对象纳入其中,但不意味着将非环境风险审批制度范围内的项目囊括其中,徒增累赘,降低效率。④完善监督制度,转变监督重点,加强环境风险审批监督。可准许第三方环境风险评估组织对风险评估报告进行科学性分析,对应急预案的可行性进行评估,对环境行政机关得出的结论进行程序性审查,审批机构对环境风险评价的结果和过程等信息应及时公开,应设立一定有效期间,在此期间内无法得出确切结论,则需在掌握更充分数据或证据的基础上重新评估。

  3.4.2、 环境风险补偿制度。

  环境风险补偿制度是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一个经济激励机制,基于负外部性经济理论反思和环境风险防范的要求而建立,是我国政府在环境保护工作中为转变工作方式综合利用行政、法律和经济手段进行环境保护的制度,此制度往往会涉及代际补偿问题[10]。在政府、企业和受害者三方主体中,政府作为中间方,协调二者关系。目前,靠企业主动与受害者签订补偿协议难度较大,政府应充分发挥能动作用推动建立补偿机制,促进其有效运行。具体来说应做到以下几点:①政府可在政策层面对企业进行补偿,对采取环境风险预防措施的企业给予政策优惠,对符合“绿色”标准的企业,在其市场开拓方面给予支持,鼓励企业积极补偿[11]。②政府可预先向企业征收一定数额赔偿金。预收赔偿金根据“多退少补”原则,用于补偿本年度因企业具有环境风险的生产活动而对受害者造成的损害,若确因企业的生产行为造成损害,政府可就预先征收的赔偿金对受害者进行补偿,一年期满后,剩余赔偿金将会及时退还给企业。③拓宽环境风险补偿中代际补偿资金渠道。环境风险补偿制度中,基于代际公平与资源有限性要求,应重视代际补偿[12]。环境风险具有潜伏性和长久性的特点,代际补偿的周期也应是一个长效持续的过程,需要有稳定持久的资金源,因此应进一步拓宽获取代际补偿资金的渠道,不能仅将资金来源限制在国家财政拨款单一方面。绝大部分环境污染和破坏是污染者追逐经济利益的后果,与财政拨款相比,企业资金在风险补偿中有更大优势,既能缓解公共财政的压力,又能充分反映市场实际需求。

  3.4.3 、环境风险预警预案制度。

  为避免损失或以较小前期投入减轻后期重大损失,要求我们建立专门机构对环境风险进行事前监测,在风险发生之后及时发出预警并为后期应急预案的制定提供条件。笔者认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环境风险预警信息公布制度,应做到以下三点:①明确信息发布主体。发布风险信息是法律赋予政府的职责,但因环境风险具有专业性和时效性的特点,过度依赖政府会带来弊端,因此,应适当赋予环境风险监测机构以信息发布权限。②发布风险信息务必准确规范。为风险信息发布建立与之相匹配的标准,从风险种类、程度、区域、时间及可能产生的影响和针对此风险建议等方面予以公布。③多途径发布风险信息。政府和环境风险监测机构应据《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和《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相关规定,多途径发布环境风险预警信息。除电视,广播和手机短信等常规信息发布途径外,日常工作中应提前开通微博账号,微信公众号等为日后发布环境风险预警信息做好准备工作。另对那些经济发展落后,通讯不畅的地区,应设立环境风险预警服务站、配备专员来保证环境风险预警信息及时到达所在辖区[13]。

  建立环境风险预警预案制度重要一环在于制定风险预防处置预案,在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环境风险的特点,分类设立一般风险预警预案和特别风险预警预案。每个预案都应设立应急处置组织机构,机构下进行分工,各部门依职责开展工作,积极筹备,相互协作,使环境风险得到及时控制。同时,还应配备专门工作人员,对各部门日常工作进行督导,定期汇报总结。风险发生后,按应急预案启动程序。

  3.4.4、 区域联防联控制度。

  建立区域联防联控制度是整体合作原则的体现。针对环境问题的区域性特点,一个地区的环境问题会给周边多个地区带来不利影响,孤立看待,将各区域环境问题割裂开,不仅违背效率性原则,也忽视了各环境要素间的自然规律。在环境风险治理中应注意各自然要素联动,以此为基础,从区域出发,共同规划环境治理,合理安排、相互协调、相互监督,实现环境风险区域治理的联防联控。

  包括以下两方面:①负责整理发布信息的环境风险监测机构间的联动。即除实现政府与公众间,监测机构和公众间的交流沟通外,不同区域的相同监测机构或相同区域的不同监测机构间也要就环境风险信息进行交流沟通。监测机构的风险信息交流和沟通是实现区域联动的前提。②各有关环保行政主管部门间联动。如上所述,环境监测机构仅负责前期风险信息监测,后期各政府部门间应急预案的制定和实施也要实行联动,以联动响应联动,既是效率原则的体现,同时也为协调处理环境治理风险提供便利。

  如上所述,为实现区域联防联控主体部分的协调运行,我国应从以下两点入手:①建设风险信息共享平台。环境区域联防联控工作展开应以充分的信息共享为前提,化被动接收为主动分享,搭建环境风险监测信息共享平台[14]。平台可以PC和手机应用双端方式运行,涵盖的各区域环境管理部门和组织应及时共享环境风险监测信息和数据,及各区域联防联控工作的实时进度,保证区域各方都能通过平台及时了解彼此间环境保护工作进展,取长补短。②健全环境风险联防联控责任体系。环境污染本身具有公害性和空间分布性特点,不受区域限制,以水或空气为载体扩大污染范围,对各区域产生损害。这就要求在对污染问题防控过程中坚持整体性思路,不能“只扫门前雪”。但因各区域环境要素和治理重点不同,涉及利益区块也有差异,使得各地方政府在制定举措和采取行动时往往带有属地主义色彩,使得环境风险联防联控工作推进缓慢。健全责任体系,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终身追责”原则,根据区域存在问题,明确工作重点和地方政府及相关负责人的监管责任,实现问责到个人,强化风险防控监督力度。

  为此,我国应制定以“协同控制”为基础的一系列环境风险治理政策来保障区域联防联控监管模式的运行,对区域各主体的协同责任、对风险的协同控制,全过程协同监控,并采取多元化控制措施[15]。此外,对重点的环境风险和复合型的环境风险领域应更加重视其研究成果,积极开展研究,为区域联防联控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科学依据。

  4、 结束语

  环境风险日益呈现出全球性、区域性特点,将风险预防原则引入环境风险治理中是我们“乌托邦”式的追求,实现本土化需要一步步进行探索,质言之,风险预防原则重在落实。在环境保护法中作出“空中楼阁”似的宣示性规定作用有限,还应在建立和完善环境风险治理框架的基础上,考虑在风险概率较高的领域变通吸收建立相应制度,本文仅在宏观制度层面进行理论探讨。风险预防原则在核安全、生物多样性、公众健康、食品安全等领域的实际应用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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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 《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为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应当以环境风险预防原则作为政策制定之基础”。
  2 《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以环境保护为宗旨,各国应以其实际能力为基础实施适当的预防措施,凡有可能造成严重的或不可挽回的损害的地方,不能把缺乏充分的科学肯定性作为推迟采取防止环境退化的费用低廉的措施的理由”。
  3 《化学品注册、评估、授权法案》:“当生产或进口的化学品每年超过1吨时,生产者必须予以注册。对于比较危险的物质,生产者必须提交比较安全的替代物的替代计划;当没有替代物存在时,生产者必须提交研究计划研发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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