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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结构视角下良法的向度与实现路径

来源:原创论文网 添加时间:2020-07-22

  摘    要: 就道德的视角而言,法治乃良法之治。这种作为法治之法的良法,既具有与一般法律相同的结构,即价值形态和规范形态的统一,又表现为具体向度上的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这种法律的结构和良法的向度,决定了良法现实转化的路径,即价值形态法律的生成和规范形态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有效实现。

  关键词: 法律结构; 道德; 良法; 价值形态; 规范形态; 合理性;

  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正在持续深入地有序推进。依据法律伦理的视角,法治目标的达成乃是良法体系在社会生活中全面而有效地实现,从而创制良法成为实现法治的前置条件。从实然的意义而言,这一良法具有和一般法律相同的结构,即价值形态和规范形态的统一;从应然的意义而言,良法指向的是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这种从实然层面对法律结构的自觉,为法治建设确立了认知基础;而从应然层面对良法向度的把握,则为良法的实现提供了具有启迪意义的路径,即努力追求价值形态和规范形态的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有效实现。

  一、法律的结构:规范形态与价值形态的统一

  就发生学的意义而言,法律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缘于调整社会关系的需要。而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又是通过向社会明文公布特定的规范体系得以实现的。在社会的治理系统中,之所以借助法律规范的形式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乃在于法律规范特有的普遍性和刚性特点。其一,法律规范具有普遍性。这一特点是法律规范区别于道德规范的鲜明标志。在社会生活中,由于其成员德性上的差异,社会所设定的道德规范乃是一个由低到高的不同要求所构成的序列。对应于不同德性的人群,适用的是不同的道德规范。而法律规范,则不可能由于人们素质上的差异而区别对待,而是以统一的标尺实现对人们行为的规制,对于所有成员而言具有一种普遍适用性。任何党派、社会团体和个人,其行为都不得偏离法治的路径,都必须自觉接受法律规范的约束。其二,法律规范具有刚性的特点。这一特点也是法律规范区别于道德规范的又一鲜明标志。作为道德规范的实现机制,其所包含的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和人们内心信念的“柔性”特点,使得道德调控无论在力度还是时效上,都难以企及法律通过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这一刚性调控机制所达至的结果。在法律对社会生活的调控中,其向社会成员所昭示的应该如何的义务性规范和不得如何的禁止性规范,乃是通过这种刚性的调控机制得以实现的。正是上述法律规范的普遍性和刚性特点,使得法律这一国家公器不仅对社会生活影响广泛且深入,而且具有立竿见影的调控效果。这种通过规范形式对社会生活意义的表达,乃是人们在认知上通常直接将法律归于规范的原因所在。

  然而,法律表现为规范,这仅仅是法律的外在表征。从更为深刻的意义而言,这种表征为规范的法律还蕴含了一种内在的精神,这就是法律的价值体系。美国当代着名法学家博登海默认为:“任何值得被称之为法律制度的制度,必须关注某些超越特定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相对性的基本价值。在这些价值中,较为重要的有自由、安全和平等。”[1](Ⅰ)我国学者梁治平也认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法律被人们认为是生活于其中的人造世界的一个部分,它不但能够被用来解决“问题”,同时也可以传达意义。它在任何时候都体现价值,并与目的有关[2](4)。任何法律都蕴含着丰富的价值因子的原因,乃在于就法之创制而言,虽然在形式上是立法机构通过法定程序制订、颁布法律规范的活动,但实质上却是价值体系的转换过程。任何法律的创制,都是立法者在一定价值体系的引领下,将法之应然价值转化为法定价值的过程。也正是缘于这一特点,在形式上表现为各种规则汇编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际上包含了丰富的道德意蕴。且不说以诚信为重要价值追求的民法,也不论以千百万个家庭的美满幸福为终极目的的婚姻法,即使是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专事惩罚的刑法,也具有价值学的意义,自由、公平和正义乃是这种价值学意义刑法的本质[3](11)。正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丰富的道德内涵,使得法治成为中国社会治理所追求的美好理想。

  回望人类社会的法律思想史,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思想家都曾经从“形而上”的层面对于法律规范的价值意蕴进行过具有法哲学意味的探索。产生于古希腊时期的自然法学派认为,在实在法之上,存在一种位阶更高的自然法,这种自然法归根到底就是道德价值体系。实在法作为规范体系的集合体是法律的外在形式,而自然法作为价值体系则是法的内在精神。黑格尔认为,“法律自在地是法的东西而被设定在它的客观实在中,这就是说,为了提供于意识,思想把它明确规定,并作为法的东西和有效的东西予以公布。通过这种规定,法就成为一般的实在法”[4](218)。黑格尔的意思是说,法律是将法规定下来,变成明确的规范,法是法律的实质,而法律是法的表现形式。马克思也认为,法“是事物的法理本质的普遍和真正的表达者。因此,事物的法理本质不能按法律行事,而法律倒必须按事物的法理本质行事”[5](244)。思想家们对法律结构的分析启示我们,法律确乎是外在规范形态和内在价值形态的有机统一。作为法律,必然蕴含着一种价值体系,其构成了法律的内在精神;同时,这种作为法之内在精神的价值体系又必须有所附丽或依傍,即外化为法律规范。因之,法律就结构而言自然地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从“形而下”的层面而言,法律表现为外在的规范形态;从“形而上”的层面而言,法律则表现为内在的价值形态。
 

法律结构视角下良法的向度与实现路径
 

  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们更多的是在规范形态的意义上认知法律的。例如,在三代,法律是“刑”;秦汉以后主要是“律”;在春秋战国时期,“法”指称的乃是法律规范,这一时期儒法之间的德治与法治之争,实质上也是局限在法律和道德作为规范,何者更有利于社会治理的争论。然而,从实然的意义而言,上述在人们的认知中表征为规范的法律,也蕴含了一种内在的价值精神。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学者范忠信认为,人们通常将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视为伦理法,这实际上并没有道出中国传统法律的特点。如果说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是伦理法的话,那也是一种特殊的伦理法。中华法系背后的亲情伦理,与欧美法系背后的市民伦理、印度法系和伊斯兰法系背后的宗教伦理一样,都是各自法系的灵魂或精神[6](105)。这种对中国传统社会法律特点的揭示,对于我们将法律结构视为规范形态和价值形态的统一,无疑将提供另一种意义上的佐证。

  二、法律结构视阈中良法的向度

  上述将法律视为规范形态和价值形态的统一,乃是从一般意义上对法律结构的把握。就法伦理的视角而言,这一法律还应该是道德意义上的良法。而法律要成为良法,又必须以自身的合理性为前置条件。这种法律的合理性具体表现在:作为人们可以感知的规范形态即法律之“形”,必须具有合理性,这是对法律形式合理性的要求;作为需要借助于法哲学思维加以把握的价值形态即法律之“神”,同样必须具有合理性,这是对法律实质合理性的要求。从而,这种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就自然地构成了法律结构视阈中良法的具体向度。

  (一)法律的形式合理性

  所谓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主要是指规范形态的法律与一定的外在要件的契合。对此,学界尤其是法理学界曾有所涉及。美国当代着名法学家富勒认为,法律应该具有的道德性包括外在道德和内在道德两个向度,而内在道德又具体地表现为以下八个方面:第一,法律须具有一般性;第二,法律须具有公开性;第三,法律不能溯及既往;第四,法律须明晰且易于掌握;第五,法律不得相互矛盾;第六,法律不得要求不可能之事;第七,法律须具有合理之稳定性;第八,颁布之法律与其施行应当一致[7](54-96)。我们认为,富勒所设定的法律内在道德的这八个方面,对于我们深刻把握法律的形式合理性颇具启迪意义。由于法律对社会生活的调控,具体地是通过明确而全面的规范体系得以展开的。因之,确定性、完整性与和谐性乃是法律规范形式合理性的具体表征。

  首先,法律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具体地指向法律设定的宗旨和对人们行为的规制两个方面。其一,法律通过对法与非法、罪与非罪的具体规定,使人们对自身的行为有一个明确的预期,这既给人们带来了因遵从法律而产生的安全感,同时又明确规定了行为的限度。这有利于人们预测行为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从而避免盲目性和任意性,乃是法律设定的明确宗旨。其二,对人们行为规制的确定性。在法律的规范体系中,义务性规范、授权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分别设定了人们行为的应为、可为和禁为的范围。这一设定,对于人们的行为无疑具有明确的引领作用。在法治建设中,只有这种具有确定性的法,才可能实现社会关系的统一调整,也才能构建一个巩固、稳定的法律秩序,从而表征自身的形式合理性。

  其次,法律的完整性。在法治进程中,法律规范必须是一个完整、有机的集合体。这既为公民行为调控所必需,也由法律发展和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趋势所决定。由于社会生活的广泛性和变化不居,法律规范必须形成一个完整的集合体,方能不至于留下调控的“空白区域”。由于法律调控的是极为复杂的社会生活,这就要求这一规范体系所呈现的是一种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内在联系紧密的样态。并且,在这一有机整体内部,各个要素又都应具有各自不同的法律属性和职能,发挥着各不相同但又相互影响的作用。法律能否达到这种要求,既是法律思想是否成熟的重要表征,又是立法质量和效能乃至于法制现代化的重要评价标准[8](93),自然地,也应该成为衡量法律是否具有形式合理性不可或缺的要件。

  最后,法律的和谐性。如果说,法律的完整性作为法之形式合理性的要件,其价值在于切实担当对于公民行为全面调控之重任的话,法律的和谐性则关乎这种调控效益的提升,从而也逻辑地成为衡量和表征形式合理性的重要指标。这种和谐性,乃是指作为对于人们行为的具体规制,法律规定相互之间不能“打架”。对此,恩格斯明确指出,在现代国家中,法“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相抵触的一种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9](610)。在富勒那里,“不得相互矛盾”也是其所设定的法律内在道德的要件之一。这种法律的和谐性对于法治的意义在于,法律是以自身的确定性来表征对于人们行为导向的,但如果法律规定因内在矛盾而自相抵触,则无疑是对这种确定性的消解甚至“伤害”。而这将导致如下负面效应:对于法律而言,将因自相矛盾而丧失了作为规范的是非标准,也就失去了具体的可操作性;对于公民而言,则导致其在行为上无所适从或避重就轻。如此,将影响法律调控的效益,甚至会使法律陷入因内在矛盾而“自相抵触”的困境,而这将是法律对于社会生活调控更为令人遗憾的缺位。

  (二)法律的实质合理性

  如果说,上述法之形式合理性指向的是规范形态的法律之应然的话,实质合理性追究的则是价值形态的法律之应然。这种价值形态的法律之应然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把握:由于今天的中国是从历史上的中国走过来的,所以应该注意历史因素尤其是优秀传统文化和良好社会风俗对法律的影响,这是法律获得合理性之“源”;同时,当下的法治建设又是在具体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的,所以应考虑到社会存在对法律所产生的影响,这是法律获得实质合理性的植根基础即“原”。只有注意到这种法律生成的“源原整合”1,法律的实质合理性才具备了必要条件。

  其一,应当关注法律的生成之“源”。从历史的向度而言,这种关注具体表现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自然承接和对良好风俗的应有尊重两个方面。所谓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自然承接,指的是从“形而上”的视角而言,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的精华和积淀,乃是引领法之创制的价值体系中的重要“板块”,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同构成了这一引领系统。所谓对良好风俗的应有尊重,则是指从“形而下”的层面确认历史地形成的某些规范体系在现实生活中的效力,尤其是承认那些积极的、与国家法价值取向相吻合的“民间法”。这种“民间法”主要包括习惯、习俗以及乡规民约、村规家训、行业规程等方面。关于“民间法”在法治进程中处于何种地位,学界持有不同的观点。有一种观点认为,基于“民间法”在民间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事实,尤其是基于我国民法总则第10条将“习惯”作为法律缺位的情况下处理民事纠纷的规范依据,以为只要法律规定了“可以适用习惯”,习惯就成了新的法源,所以要使“民间法”也成为一种“法”。与此相对立的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民间法”概念仅仅是一种比喻,而并非一种科学的表达。民法总则第10条的这一规定也不能改变“习惯”这个规范类型的性质,习惯依然是习惯,不能因为这样一个规定就把它变成了法律渊源。

  我们认为,撇开争论双方所围绕的法的形式(法律渊源)即“法源”这一视角不论,双方对于包括习惯在内的“民间法”的现实意义,则是具有共识的。这就启示我们,法律应该给予历史地形成的良好风俗以应有的尊重,以彰显自身的实质合理性,这也是应当关注法律的生成之“源”的特殊表现形式。

  其二,应当关注法律的植根之“原”。法律的植根之“原”关乎法律的本质和产生发展问题。对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者市民的立法,都不过是表明和记载了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这一认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精髓。在这里,他们是从法律社会本质的角度来阐释法律的,认为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一种上层建筑,自然要反映各种社会存在。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不应忘记,法也和宗教一样是没有自己的历史的”[10](213)。这也是相当精辟的法学思想,揭示了法律产生、发展和服务于社会这一法的本质特征,而这个“社会”又泛指一切社会存在。仔细考察法律的内容,从实体法到程序法,无一不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从而,现实的社会存在乃是法律的植根之“原”。

  在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中,这种作为法律植根之“原”的社会存在,最为宏观的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观层面则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此外,社会结构的变动和民众交往方式的变化也是当前我们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的鲜明特点。有鉴于此,在法律的创制过程中,必须对上述社会存在予以准确把握。而当立法者对这种社会存在的特点获得了科学认知,并能进一步回应其内在诉求时,就逻辑地使法律获得了实质合理性。

  三、法律结构视阈中良法的实现

  上述从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两个方面对良法向度的把握,为创制道德视阈中的应然之法提供了价值引领。然而,这种应然之法还必须转化为法定之法,并进一步转化为现实之法即在社会生活中得以有效实现,方能体现对于法治国家的意义。进一步而言,这两个方面的转化又与法治进程具有同一性:应然之法向法定之法的转换,表征着价值形态法律的生成,这是法之创制的逻辑结果;法定之法向现实之法的转换,则是规范形态法律的实现,这取决于法的适用和公民对法律遵守的状况。从而,这种伴随着法治进程中价值形态法律的生成和规范形态法律的实现,就构成了法律结构视阈中良法的实现路径。

  (一)价值形态法律的生成

  作为法律结构视阈中良法实现的首要环节,价值形态法律的生成取决于对法律使命的正确把握和反映。在这一问题上,传统的观点认为,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然而,这一观点已经难以应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的事实。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1]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传统的法律使命的“统治阶级意志说”自然也就难以具有理论上的说服力。

  关于法律使命的另一种观点是“人民意志说”,即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应该说,这一观点体现了法律创制问题上的与时俱进。因为,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已成为这个时代的主体符号。“人民意志说”在中国的具体表现,就是法律表达了人民意志,这种人民意志的表达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的。并且,“人民意志说”也得到了执政党的确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12]

  上述关于法律使命的“人民意志说”,很好地体现了良法的价值取向,对于立法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应该在价值理念上明确,人民意志的实现乃是法律的不二追求。其次,应该思考如何在具体的技术操作层面准确把握和表达人民意志,即通过何种方式、何种程序才能使法律更好地体现和代表人民意志。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分析我国立法中存在的问题时指出:“有的法律法规未能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12]这表明,我们党在这一问题上是有清醒认识的:法律应该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志,但有些法律没有实现这一目标。这就启示我们应进一步思考“在立法过程中,人民意志如何体现”这一问题。我们现在是以人民代表大会的方式,由人民代表代表人民去行使权力。但是,人民代表及时、真实、高效、全面地反映人民的利益,这是需要不断完善的。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向社会公布法律草案,形成全民讨论,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提出意见,许多重要的合理意见都得到采纳,用于修改完善法律草案。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人民的意志得以表达。但现在的问题是,提出的意见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接受,通过何种机制来采纳和过滤民意,我们现在这方面是需要持续改进的[13](108-119)。对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应“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健全法律法规规章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和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广泛凝聚社会共识”[12]。总之,只有当我们在理念上将体现人民意志作为法律的神圣使命,并且在制度和机制安排上予以必要保障,具有应然性的价值形态的法律才可能得以有效生成。

  (二)规范形态法律的实现

  上述价值形态法律的生成,还只是赋予了法定之法内在的精神,这种法定之法要实现自身的法治意义,还必须进一步实现向现实之法的转换。然而,这一转换并非一个自动达成的过程,必须通过司法工作者适用法律和守法主体对法律的有效遵从这两个环节。从而,司法之应然和守法主体的向度及其责任构成了规范形态法律实现的必要视点。

  1.设定司法之应然

  作为对司法活动的伦理规制,司法之应然乃是一个对司法工作者多层次要求所构成的系统,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坚持职业操守。职业操守是司法工作者在职业活动中必须遵从的道德底线和行业规范,其对于司法活动的合道德性具有基础性作用,也关乎法治目标能否最终达成。对此,我国台湾法学家史尚宽指出:“虽有完美的保障审判独立之制度,有彻底的法学之研究,然而受外界之引诱,物欲之蒙蔽,舞文弄墨,徇私枉法,则反而以其法学知识为其作奸犯科之工具,有如为虎附翼,助纣为虐,是以法学修养虽为切要,而品格修养尤为重要。”[14](336)正是司法工作者的职业操守对于法治目标实现的这种制约性作用,所以必须对其设定相应的要求,从而为法之实现提供最基本的德性保证。

  其次,提升角色自觉。如果说,上述要求司法工作者坚持职业操守在于为法律实现提供德性保证的话,提升角色自觉则是为法律实现确立认知基础。只有当司法工作者对自身角色有了准确把握,其对司法道德才可能自觉遵从。而要把握司法工作者的角色,关键在于理解其使命和权限。就使命这一向度而言,司法工作者必须忠于法律,努力追求法律的实现。在法治进程中,尽管随着社会生活的快速变化,法律本身可能会显现出某种滞后性甚至局限性,但是在法律修改之前,司法工作者依然必须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严格依法办案。当然,司法工作者还应该为法律的修改完善做出自身应有的努力,这也是其使命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权限这一向度而言,司法工作者必须明确自身职业行为的范围和限度,在行动上不应越界。这既是基于法律文化的传统,也是法治现状使然。在法律传统上,我国作为成文法系的国家,一直强调的是制定法的权威。司法工作者的权力就在于适用法律,也限于适用法律,即严格依法行事。就法治现状而言,人们对法律的信仰、法律的权威和尊严与理想的法治状态相比还有不小的距离。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多策并举。而司法作为对法治社会具有引领作用和“风向标”意义的活动,无疑会对法律运行产生重要的影响。

  最后,涵育司法智慧。如果说,上述坚持职业操守是法律实现所需的必要条件的话,涵育司法智慧则关乎法律实现效益的提升,是法治建设进入理想状态的前提条件。在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的价值视野中,其所设定的理想国乃是利益分配正义的社会,而只有当极具智慧的哲人为王时,利益的分配才可能符合公平正义,从而智慧乃是实现理想社会的前提条件。我们认为,这一认知对于设定司法之应然颇具启迪意义。对于司法工作者而言,确乎应该设定涵育司法智慧这一更高层次的要求。因为,如前所论,尽管司法工作者的职业行为不得突破自身的权限,但在这一权限范围之内,司法工作者面对如何作为以及作为效果的问题上,依然可以体现自身的能动作用。更进一步而言,在当下法律运行的过程中,人们对司法的期待不仅在于适用法律正确,而且还提出了“案结事了”“双方当事人满意”等要求。这无疑将司法结果从法律效果延伸到了社会效果,将两种效果的统一作为衡量司法质量的标准,而这就要求司法工作者必须凭借自身的智慧推动这两种效果的统一实现。如此,通过涵育司法智慧这一举措,就能实现司法工作者素质和司法效益的提升和双赢。

  2.明确守法主体的向度及其责任

  在规范形态法律的实现过程中,明确守法主体的向度及其责任极为必要。只有明确了守法主体的向度,才可能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环节都纳入法律规制的范围,从而法律的功能指向才不至于存有“空白区域”;只有明确了守法主体的责任,才可以为其在法治进程中的行为提供有效引领,从而法律的价值实现才不至于留下缺憾。

  在守法主体的向度及其责任问题上,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公民守法问题。我们认为,公民作为法治社会的主体,其守法问题自然极为重要,然而为了顺应政治文明建设和打造法治政府这一历史趋势,也鉴于政府在社会生活中的强势地位和广泛的影响力,还必须将政府明确为守法的主体。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应该呈现的乃是政府引领广大公民这一庞大的守法主体前行在法治之路上的美好景象。作为政府,其守法责任首先在于自觉地将权力置于法律的监督之下,任何权力的运行都不应越出法治的路径和脱离法律的规制。其次,政府应带头尊重法律。这种尊重,既表现在政府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不断“健全强有力的行政执法系统”,“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提高行政执法能力水平”,“依法行政”[15],也表现为在法治实践中当公权力的运用遇到阻碍时,坦然运用诉诸法律这一手段,尊重人民法院的裁决并依法配合执行。当依法行政成为政府的首要选项和常态思维时,就不仅因其对于社会的引领意义而显现出之于法治的“溢出价值”,而且自身也就逻辑地成了法治政府。

  对于广大公民这一守法主体而言,其责任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的努力。一是提升守法的境界和层次,从消极守法走向积极守法。作为公民,遵从法律是其行为的底线,而不论其在理性上是否达至自觉,在情感上是否予以认同。然而,由于这种状态难以使规范形态法律的实现获得深长的动力,所以,应将这种消极的守法上升为积极的守法,即将守法视为自身的应尽责任,视为实现个人愿景和社会理想的必要手段。二是从恪守法律义务走向积极主张法定权利。作为公民,恪守法律义务是自身的法定责任。在此基础上,还应该积极主张自身的法定权利。日本着名法学家川岛武宜在其名着《现代化与法》中曾表达过“为权利而斗争就是为法律而斗争”这一观点。事实上,一个具有自觉权利意识的人也会尊重他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而当广大公民的法定权利都得到充分的实现时,法治目标的达成就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三是面对有待完善的法律的正确作为。伴随着社会生活的快速变化,现行法律可能会显现出某种滞后性、局限性。对此,公民首先应该努力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在行动上一如既往地遵从法律。当然,更进一步而言,公民还应该努力促使这种法律通过法定程序和途径早日得以修订完善,这是公民应该履行的更高层次的责任。如此,就不仅使规范形态的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得到有效实现,而且也会进一步确保法治之法成为道德意义上的良法,“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1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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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源原整合”这一概念由朱贻庭教授分析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问题时提出。参见朱贻庭:《中国传统道德哲学6辨》,文汇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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